北大某研究中心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12年中国最佳雇主报告显示，去年毕业的大学生，42.1％希望在北京、上海、广州工作，而2011年这一比例为53.8％，大学生“逃离北上广”的趋势愈加明显。报告显示，36.3％的毕业生希望到国企工作。

“北上广”，坐享中央政府在政治、财政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成为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亮点城市，相比为官僚、人情与僵化体制束缚的大多数二线城市，“北上广”是梦工场，是年轻一代中国梦的承载。

然，逃离北上广，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即逃离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是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在白领中兴起的思潮：要不要逃离北上广，到二三线城市去安放青春，这是两种价值，选择哪种是性格和每个人具体情况所决定的。

从2009年开始，“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媒体们、一些名人们热衷于从在“北上广”谋生计的艰难去诠释这种逃离，似乎那些中小城市就是桃源胜地，口气里也暗含鼓励。然而，在中国各种资源分布都极不平衡的现实下，我们似乎也可以预料到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大多数人都对逃离北上广的趋向表示认可。“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同义词之势。“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然而，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须知，人都是依附于资源活着，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年轻人被动“逃离北上广”，以及城市坐视不管式的“尊重”，不足以形成人才合理分布与理性流动的良性循环，却只会进入一个浪费青春的死胡同。是在权力、金钱上缺乏话语权的年轻人、外地人被动“逃离北上广”，倘若这样的资源分配结构不能得到根本改变，一个健康的社会、城市流动机制又该如何建立？当然，当下社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难免的。关键是有关的政府部门，是不是根据社会形势作出相应的对策，如果仅是认为年轻人逃离北广上，只是达尔文的定律在起作用，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逃离，主要有以下几大理由：

买不起房子。房价飞速飙升的北上广已让很多年轻人在现实中沦为蚁族，求得一个蜗居的想法都相当奢侈。俗话说安居乐业，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也将衣食住行定在金字塔底，然而在这里，繁华背后却是坐不宁、寝不安。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安全感，还是走吧！

找不到工作。全国人民都看上了一线城市的发展机会和前途，却忘了涌进城市的人数和能得到工作的几率成反比。本来竞争就很激烈的北京、上海、广州又被金融危机影响。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不安定感喝危机感越来越强，这时选择离开，也许是一个新的转机。

制度不公正。狗日的户口，要命的户籍，一个1950年代旨在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荒谬法规迄今仍压抑着中国社会的活力。不说什么违宪之类的专家之言，这个荒谬的制度令公共服务分配更加不公，孩子入学、老人养老……纳税就一样交，享受公共服务就没门！

幸福性价比太低。的确，在北上广只要有钱有时间，应接不暇的休闲活动足可以打发多余时光。但尴尬的现实却是薪水挣得很辛苦，加班加到连轴转。偶尔休息一天睡到下午，再看看工资卡的亏空，就只有宅在家里的勇气了。透支健康和金钱换来的幸福，不划算！

《新周刊》曾整理的放弃北上广的10个理由：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拼智商，二线城市靠情商；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适合青春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5年；一线城市让人见世面，二线城市让人拓视野；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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