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欧洲音乐总指导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扬在欧洲炙手可热。他先是出任了萨尔茨堡音乐节艺术指导，历时4年。在1957年，除了率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访问日本之外，他还接受聘任成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指导，以一改这座历史悠久的歌剧院颓落之势。在他身上的职称还有：1967年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终身指挥^[27]，维也纳歌唱协会终身指导，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席指挥之一，1969到1971年继去世的查尔斯·孟许（Charles Munch）担任巴黎管弦乐团音乐顾问。

卡拉扬在1958年第三次成婚，对象是一位法国女士—爱利特·毛瑞特。爱利特曾经当过时装模特，后来成为一位画家。她有着极强的社交能力，虽然她声称自己不懂音乐，但是她无疑在丈夫身边扮演着极重要的统筹角色。她与卡拉扬出色的私人秘书安德雷·冯·马通尼（André von Mattoni）一道负责了卡拉扬许多音乐以外的事务，让卡拉扬可以更专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指挥事业里^[38]。夫妻两人分别育有两女：1960年6月25日出生的伊莎贝拉和1964年1月2日出生的阿拉贝尔。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则分别是她们的监护人。而她们的保姆，正是卡拉扬的首任太太艾米·霍格罗夫^[39]。

1959年，卡拉扬除了和维也纳爱乐在59年秋季巡回印度，菲律宾，香港和美国等地演出外，还再次为DG公司录音，和柏林爱乐乐团制作出自己第一张立体声唱片，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同时也标志着柏林爱乐，卡拉扬和德国唱片公司铁三角长时间的合作的开始。当时的卡拉扬虽然与EMI有录音合约在身，但是柏林爱乐却与德国唱片公司签下过合同。因此合约需要进行修改，使得这对组合能同时为两家品牌录音。在EMI旗下卡拉扬的录音活动后来一直持续到1984年，并录制了不少歌剧，另外还有一些不曾为DG录制过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响曲全集。

有了柏林爱乐和大唱片公司作后盾，卡拉扬就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录制古典音乐世界里的管弦乐作品。不过，1959到61这三年间，他只是很谨慎地录制了一些管弦乐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东尼·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几首，还有德里布和肖邦的一些舞曲，不过这些录音一朝制成，即成经典。到了61年末，卡拉扬终于开始有大行动，为DG公司录制乐圣贝多芬的全套交响曲，并在62年完成，即俗称的“红卡”。时至今天，纵然市场上有着难以胜数的贝多芬交响曲全套，但是这套录音依然光彩夺目，饱受赞赏^[40]。其实，卡拉扬早在接手柏林爱乐乐团时，就已经开始准备这套录音制作。在第一次美国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号》他在55到59年上演过三次。到了开录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将其他交响曲在音乐会上过了最少一遍。

以同样的精心准备，卡拉扬和乐团在63，64年还录制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26]。而柏林爱乐乐团终于在1963年10月15日迎来了自己的家—柏林爱乐大厅。这座大厅是应卡拉扬的技术标准而建成的^[27]。一如瓦格纳为拜鲁伊特节庆剧院在开幕之际所做的一样，卡拉扬指挥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示喜庆。

7.2.1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卡拉扬对上一次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是1937年的事，不过他在当时可能已经领略过歌剧院的一些恶习，例如排练时间不足。而到了他再次在50年代中接手这所歌剧院时，这座歌剧殿堂正陷入其历史的最低谷：纪律可有可无，剧目沉闷，指挥低档，演唱低劣。

卡拉扬认为，歌剧院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其奉行的歌剧院演出季制度（stagione system）所致。签约的歌手，不管他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意大利人，要出演这整一季的所有剧目。相比之下，很多歌剧院已实行了新的制度，歌手可以自由往来各歌剧院，唱自己最熟悉的角色，演出质量当然有所保证，加之当时唱片工业已经崛起，立体声唱片的黎明已显，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所以卡拉扬在开始指挥他任内第一部歌剧之前，先花了数以月计的时间整治歌剧院。他做出的改革颇具争议。首先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连接了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这样不但歌手可以往来交换，而且歌剧的制作也可以搬来搬去。另外，他还将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制作转到维也纳露面。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节省成本。还有他致力于让一些优秀的指挥家与剧院签短期合约，摒弃二流的乐队长。整顿完之后，卡拉扬终于让维也纳观众领略了两场演出，瓦格纳的女武神和意大利风味的《奥赛罗》。后者题头角色奥赛罗由有着“黄金小号”之称的马里奥·德·莫纳科演唱，女主角则是意大利美声唱法的代表人物苔巴尔蒂。原班人马还为DECCA公司录下录音。接下来，他陆续将指环余部，《帕西法尔》，《帕西法尔》，《费德里奥》，《没有影子的女人》和《佩丽阿斯与梅利桑德》搬上舞台^[27]。这些制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卡拉扬的指挥从没受到质疑，而且他各方面的准备细致认真，得到很多评论员的认可，歌剧院再一次获得国际声誉。

但是，卡拉扬只是作为一位指挥家获得了成功，而作为“艺术指导”，他则是失败的。首先卡拉扬身上任命繁多，长时间不在维也纳。当他不在维也纳的时候，歌剧院演出水准骤降。在招揽指挥方面，他也没有多大的建树，不过这也可能与歌剧院提供的排练时间不足有关。

1961年秋，歌剧院技术组罢工，卡拉扬以辞职支持。政府做出让步，不过要求为他加添一名共同指导，以求歌剧院管理的稳定。第一位共同指导是当时斯图加特歌剧院的老板华尔特·施夫（Walter Schaefer）。不过，状况并没改善，卡拉扬继续是长期离守，施夫在斯图加特脱不得身。歌剧院原来只有一位长期缺席的指导，现在则有了一对。到了后来，施夫决定63-64年度留守斯图加特，这样只得找上另外一人。新的指导名叫艾宫·希尔伯特（Egon Hilbert）。

希尔伯特和卡拉扬可谓相冲相克，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摩擦不断。他们先是因为制作《波希米亚人》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闹矛盾。再是在人事方面的问题，卡拉扬的演出排期还有变动等事宜，希尔伯特都有过单方面行动，引来卡拉扬严重的不满。

卡拉扬无力一口气应付来自政府，共同指导和自身职责多方面的压力，他决定在1964年辞职。同时，他也结束了与录音公司DECCA的合同。除了上述的奥赛罗之外，这家以强烈的录音动态效果著称的公司还为卡拉扬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录制了《阿依达》，《蝙蝠》和《托斯卡》，一系列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交响曲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音诗。不过话虽如此，卡拉扬在紧接着的1965年，就为DECCA录制了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剧目《鲍里斯·戈东诺夫》^[41]。两者还在73和74年再次碰头，与帕瓦罗蒂以及弗雷尼录制了《波希米亚人》和《蝴蝶夫人》^[42]，和一版《费加罗的婚礼》^[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