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自己的乐团，自己的音乐节

虽然卡拉扬在1955年就了接掌柏林爱乐乐团，但其实那时候的他是没有多少时间与着支乐团合作的。他到处任职，参加各地音乐节，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世界巡回。他的合同上白纸黑字写明，一年里面七个月要出现在维也纳，另外两个月则在萨尔茨堡。处处为家的卡拉扬，当时在柏林却无一处固定住所，每每只是在酒店为他预留的套间里过夜。就连他的秘书马通尼也说，当时柏林只是卡拉扬的“休养地”^[44]。

自维也纳离任之后，卡拉扬才真正回头关注这一支他“梦寐以求”的乐队。他投入更多的时间与乐队排练演出，精益求精：“永远只要最好，没有妥协！”一系列的优秀录音，例如西贝柳斯的后4首交响曲（1964到67年），理查·施特劳斯的《唐·吉诃德》（1965年，与大提琴家傅立叶·富尼埃合作），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1966年），海顿的《创世纪》和贝多芬的里奥诺拉系列序曲就是出自这一时期。

除了录音外，卡拉扬也开始涉足影视业。 1965年，他开始在Unitel公司制作歌剧和音乐会录影，他的第一部歌剧电影是和弗朗哥·切弗雷利（Franco Zeffirelli）合作的《波希米亚人》。后来和他合作的导演还有法国导演亨利·乔治·克里左（Henri-Georges Clouzot），雨果·尼伯灵（Hugo Niebeling）。但有时候他也会自己包揽导演一职。卡拉扬在这些影片中追求高品质效果，Unitel为之使用了35毫米胶卷，彩色录影（当时还鲜见有彩色电视机）还有立体声录音^[45]。在录制歌剧电影时，卡拉扬首先录制音乐，然后要歌剧演员穿上服装，在布景前假唱。这些制作以舞台制作为基础，但其实是在工作里拍摄而成的。卡拉扬认为，这种做法可以保证演员在音乐上和视觉效果方面有更好表现^[46]。

另外，虽然在维也纳的经历不尽愉快，但卡拉扬无法抗拒来自奥地利另一城市—他自己的故乡萨尔茨堡的诱惑，因为萨尔茨堡音乐节给他开出了极为优厚的工作条件。继1956年的四年合同后，卡拉扬1964年8月，更被接纳为萨尔茨堡音乐节理事会成员。在剧目方面，卡拉扬打破了莫扎特歌剧一统天下的局面，将贝多芬，威尔第和理查·施特劳斯的名作搬上萨尔茨堡舞台。硬件方面，卡拉扬促成了大节庆剧院（Grosses Festspielhaus）的建设。

但是，萨尔茨堡和卡拉扬还是合不来。首先，他拒绝了奥地利政府转播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要求，认为拍摄会影响演出进行。而且卡拉扬自己能制作歌剧电影，更是觉得实况转播没有必要。另外，大节庆剧院纵然其各项硬件设施一流，但是对于以莫扎特歌剧为主的音乐节，显得太大，加上它耗资庞大，门票昂贵，非议不断。而且，卡拉扬的剧目越扩越大，引来音乐节高层的不满，认为长此以往，莫扎特就无处立足，萨尔茨堡将沦为一般剧院。而卡拉扬方面，他想在设备条件优越的萨尔茨堡上演《指环》，但是这无疑会与同在暑期举行的德国拜鲁伊特音乐节迎头相撞，歌手们难以在两地同时登台。

为了满足自己艺术上的追求，卡拉扬在1967年创办了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音乐节在当年3月19日开幕，节目为瓦格纳的女武神。这是卡拉扬的音乐节，无论歌剧还是音乐会，负责指挥的只有他一人，乐队则一定是柏林爱乐。此外卡拉扬还会负责灯光和导演等职。这个音乐节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会在登台演出数月之前制作录音。录音主要用作排练，但是也会在音乐节期间向订购者签名发售。音乐节为期9天8晚，地点就是大节庆剧院。其票价惊人，歌剧票60美元，音乐会30美元。这在60，70年代音乐节创办初期是非常高的。但是即使这样的票价，一方面没能阻挡音乐爱好者的热情（预定需要最少提前一年），另一方面却填补不了节庆的成本。

高昂的制作成本，令卡拉扬不得不另想办法。他又用到了以前在维也纳的那一招，想到让复活节音乐节跟世界上有名歌剧院共同制作歌剧。当时只有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愿意并且能够接受卡拉扬的众多条件。于是，1967年秋，卡拉扬将《女武神》搬上纽约舞台，但是演出的乐团并非柏林爱乐，而是大都会歌剧院乐团。可惜，卡拉扬的办法未能成为长远之计。大都会歌剧院的听众只享受过《指环》中的两部—《女武神》和《莱茵的黄金》，就无缘再续了。1969年大都会歌剧院接受了一连串罢工的打击，解雇了很多员工，无力再将《齐格弗里德》搬上舞台。虽然双方一度努力弥补，但是卡拉扬大都会的联谊却只能就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67—70这四年在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上制作的《指环》则同时为DG公司所录制（录音人员与演出的相比有少许变动）。这套《指环》被认为是卡拉扬以室内乐的手法诠释的瓦格纳^[47][48]。其歌手阵容华丽，堪称与乔治·索尔第早先录制的版本媲美^[49][48]。

卡拉扬在萨尔茨堡的这些行动无疑提升了该城的知名度。为了表彰卡拉扬所作的贡献，萨尔茨堡在68年给了卡拉扬多项名誉，首先是3月4日授之与萨尔茨堡州指环，4月4日，授予他萨尔茨堡名誉市民称号，8月14日，卡拉扬更是成为萨尔茨堡大学荣誉理事。同时赫伯特·冯·卡拉扬基金也在该年成立。这个基金起码有三方面作用，首先是用于促进音乐在心理治疗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例如1969年在萨尔茨堡大学心理学院成立的“赫伯特·冯·卡拉扬基金”实验音乐心理学学院就是该基金的产物。另外，一个指挥比赛也得以成立，以提携指挥新秀，例如首届比赛获奖者—芬兰指挥家奥图·卡姆（Otto Kamu）就是一个例子。第三，基金也用于建设柏林爱乐乐队学院，为音乐院校优秀的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机会^[47]。

1968/69年卡拉扬和俄罗斯艺术家合作。一方面他与大提琴泰斗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两次合作，先是携柏林爱乐在柏林耶稣基督教堂为DG录制了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和柴科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Variations on a Rococo Theme, Op.33）^[50][51]，并且两人再是会上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和里赫特两巨头为EMI录制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前者获得了《企鹅激光唱片指南》三星带花推荐，后者则获得了三星^[52]，另外两张唱片都在Amazon.com上获得了4.5星的高评价^[53]。

另一方面在该年春季，他与柏林爱乐做了一次欧洲之行。在莫斯科一站，卡拉扬在肖斯塔柯维奇的面前指挥了其《第十交响曲》。这首交响曲是卡拉扬曲谱内唯一一首肖氏作品。早在1959年他就指挥过该交响曲，而到了1966年他为DG公司作了录音。再就是后来1981年，他再次录制了该曲，并作为“卡拉扬金版”系列之一发行。音乐会当天晚上，年轻的指挥家马里斯·扬松斯也在场，他后来回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