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他来过一次的。那一次内地之行，他在北京住了四十多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诗经里说，昔我来时，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他在台湾的时候从来没有体验过四季分明的感觉，但那次在北京，他刚到时，路边的树木都是光秃秃的，走的时候却看到它们都发出了嫩芽，看到那些嫩芽时，他一下子就泪流满面。

这番话让我觉得，张大春委实文艺腔得够可以的，但没想到真见到他本人时，却发现这家伙其实“老江湖”得很，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还能侃，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冒出的“他妈的”就不下十个。

说起自己的小说时，他倒还跟那个“泪流满面”时的腔调有几分相似，他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父亲还在世，他没有来得及看，我告诉他我写了，他也不关心。他在病床上的回答是：要吃橘子。我当然就赶快给他剥橘子，书算什么呢？素有“炫技”标签，擅长实验、先锋、玩弄技巧的张大春，在《聆听父亲》中的，收起了游戏之笔，剔掉了扑鼻而来的小说腔，俨然一个成熟的、为人子为人父的张大春。但说起别人来时，却指点江山、粪土万户侯得紧。

 

 

 

刘放：您的脏话好像不少啊。

张大春：还好吧，要比余华少一些吧。说话一激动了，难免如此。不过我在孩子们面前时，还是会很注意的，呵呵。

 

刘放：听说您对金庸多次修改自己的作品持批评态度？

张大春：金庸有很多好朋友，给他的作品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有善意的，也有很具专业水准的，但是在这些建议下进行的修改却未必能产生好的结果。对于金庸多次修改自己的作品，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人只要还没死，自然有修改自己的作品的权利，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一个人在自己有生之年不断修改自己已经出版的作品，试图让它变得更好，这个意图本身有些可疑。我觉得，金庸修改自己的作品，是一种类似于想把“经济舱”升级成“公务舱”的做法，这已经不是一个文学范畴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品格上的问题。

 

刘放：您曾经说，您从来不去想自己是一个艺术大师，“我就是个文字工匠”，这是您的谦虚之辞吗？在您看来，“艺术大师”和“文字工匠”的差别在哪里？

张大春：我说自己是工匠，这不是谦虚，我一直认为工匠的技艺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只要眼睛里看到在工作中的人、专注工作的人，他们都会吸引我，尤其是操作工艺的时候，他们的神情特别可爱。

关于工匠和大师的差别，有一个故事可以解释，从前有一个剃头匠，当学徒当了很多年都不肯出师，他的师傅就觉得很奇怪，问他说，出师后你就可以自立门户，你为什么不肯出师呢？他回答说，因为当学徒怎么剃都好，出师了就不能随便乱刮别人的头了。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工匠是可以很“野”地尝试各种方式的，是不需要去想“升舱”那种事的，工匠比大师自由。

 

刘放：您好像除了小说创作以外，还写一些歌词、剧本？

张大春：最好就别提这事了，一提我就觉得痛苦，有一首歌词一个剧本挂在我的名下，是我生平的两大耻辱。歌词就是罗大佑作曲的那首著名的《明天会更好》，本来我写的是批判现实的歌词，结果被改成了颂扬的、粉饰太平的歌词。整首歌词除了“的”之外都不是我写的。我还写过一个关于干将莫邪的剧本，本来是个历史剧，结果给改成了宫廷情色戏，编剧却还挂着我的名字，太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