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事缠身，消息闭塞。

与友人聊起才发现，最近死人特别多。

昨天，“影响了一代人”的“高大泉之父”浩然死了。

前一天，胖得相当可观的香港“重量级艺人”肥肥死了。

再前一两天，曾经煊赫一时的“新小说派”首席代表阿兰·罗伯－格里耶死了。

再往前几天，曾执导了轰动海内外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让嘎纳电影节首次升起五星红旗的中国人岑范死了。

再再往前，还有“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死了。

……

 

这些死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过时，但却多多少少都牵绊着我们的一些心灵触角。

譬如“高大泉”，曾经是师长们教导我们学习的“一心为公”的无私典范；譬如肥肥，她跟郑少秋的离合曾经是我们茶余饭后关于一个男人可以无耻到什么程度的最大谈资；譬如岑范，他所导演的《红楼梦》里的唱段至今还会在钱柜里被ROMY唱起而引得掌声一片。

而阿兰·罗伯－格里耶，则曾是我大学毕业时的论文研究对象。至今我依然清晰的记得，在论文答辩时，导师对我的论文褒奖有加，偏偏对我的题目“无可非难的颠覆”中的“非难”两个字提出了质疑，他说他只听说过“无可非议”，“无可非难”这个说法不通。就这个问题，我们激辩了半天。“无可非难”可以么？不可以么？至今还是个悬疑。

 

人都是要死的。

只是忽然有些伤感，等到这些人一个接一个的都死完了，终究有那么一天，能死的人就只剩下拍老虎的周正龙、拍艳照的陈冠希，那个时代会不会多少显得有些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