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他的著作《众神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中指出：“在一个并非现实地被思考的时代中间，歌德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一切与他有亲缘关系的事物都说是—他再也没有什么比一切‘现实的基础’（ens realissimuma），即所称的拿破仑更伟大的经历了。”研究德国诗人歌德与法国人的皇帝拿破仑会见的许多思想家和小说家都停留在尼采这种认识轨迹上。瓦莱里（Paul Valéry）于1932年在巴黎大学（Sorbonnec）发表的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大会讲话中说到，歌德与拿破仑在埃尔福特的会见成为一种魔幻的、“浮士德特征的”瞬间，在这个瞬间，一个完整的世界帝国似乎在说话：请你停一停。完美的业绩遇到了一个男人，“也就是说：万物的一个尺度。”“作家那神奇美妙的大眼睛捕捉到了皇帝的眼神，拥有许多生命的人和拥有许多幽灵的人互相结识—或者彼此重新认识。”

歌德（1749-1832）

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

无论在这里彼此相遇的这两个人物应该被怎样称呼—最普遍地被称为“权力”和“精神”—脱离时间和地点等具体状况的总是优势，1947年保尔·汉卡莫尔（Paul Hankamer）说：“对于他（歌德）而言，拿破仑是第一位他直接看到的具有神话特征的人物形象，歌德不可能把拿破仑理解成别的人物。”这也适用于汉斯·布洛姆贝克（Hans Blumenberg）对歌德的神话研究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探讨，歌德这段研究只知道一个唯一的瞬间：在拿破仑之前和在拿破仑之后。1806年在这里发生的突变通过“现实”中的拿破仑闯入魏玛美学的领域而进行：布洛姆贝克认为，在歌德的自我感知中，普罗米修斯这个人物漫游到了法国人皇帝拿破仑身边。在世界各种力量达到平衡这种多神论的想法中，歌德克服了其早期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苛求，并且通过在皇帝的眼神前“忍受”而赢得了新的把握。

拿破仑（1769年－1821年）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这种描述并不敢涉及如此高的职位。如果这种描述跟随的是某种启发，那么就是跟随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924年提出的问题：歌德眼睛看着欧洲地图—时而看看英国，时而看看俄国—他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拥护大陆皇帝拿破仑呢？人们是否必须把歌德感知中的拿破仑特征同法国人的特征分开，就像歌德本人区分弗里德里希大帝身上的弗里茨特征和普鲁士人的特征那样呢？在我看来，彼得·哈克斯（Peter Hacks）的观察也具有启发意义：“强者的强大表现在他没有能力成为易怒的人。”歌德在1806年之后的行为也是被这样描述出来的。而且：“在最进步、最宽容的人群中间，拿破仑是悲惨可怜的。他和歌德一样，一己之力便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反对所有人，怀有一种乌托邦的一面。”然而，在这里，哈克斯也表达了英雄具有的相似特征：“自从拿破仑以来，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物，歌德认为，这个人物与他自己一样是决定性的、权威性的。在此期间，有了两个提坦神。”这时，这种观点就很容易理解了：《潘多拉》中的普罗米修斯就是拿破仑；而艾皮梅托斯就是歌德本人。但这无法得到最终的证明。历史学家会比诗人和文学研究者更害怕完全精确地证明歌德的头脑中考虑的内容是什么。

古斯塔夫·塞普特

柏林，2008年5月15日

——摘自《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