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一句的疏解

石衡潭 文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4：6）

《皇疏》的解释是：“尚，犹加胜也。言若好仁者，则为德之上无复德可加胜此也。言既能恶于不仁而身不与亲狎，则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仁者之身也。”

《论语集注》基本上承袭了这种看法，只是在对“不仁者”的理解上略有差别：“夫子自言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盖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无以加之。恶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恶，故其所以为仁者，必能绝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于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难得而见之也。”

《皇疏》中，“不仁者”兼指人与事，《论语集注》则主要指事。我认为指事是正确。这对于理解整个句子还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难解之点就是“好仁者”与“恶不仁者”到底是一种人还是两种人？两种理解都可以，但我认为最好是理解为一种人，理解为一种人的两个方面。

因此，我觉得对这句话应该这样来理解：孔子说他没有见过喜欢仁而同时又憎恶不仁的人。

就喜欢仁这一方面来说，就是在这种人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仁更好了；就憎恶不仁这方面来说，这种人不让不仁靠近自己，沾染自己。

这里的“不仁者”最好理解为事而不宜为理解人。若理解为人，就成了好仁者憎恶不仁者了。这显然与孔子的思想是不符的。“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4：4）“苏辙《论语拾遗》：“能好能恶，犹有恶也。无所不爱，则无所恶矣。故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诚心诚意立志行仁，那么，他就不会憎恶别人了。这样一来，似乎又与上面一句相矛盾了。“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4：3）

《群经平议》作了这样的解释：“贾子《道术篇》曰：’心兼爱人谓之仁。‘然则仁主于爱，古之通论。使其中有恶人之一念，即不得谓之志于仁矣。此与上章或一时之语，或非一时语而记者牵连记之。”这解决了记载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理论上的问题。《论语训》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上言仁者能恶，嫌仁者当用恶以绝不仁，故此明其无恶。仁者爱人，虽所屏弃放流，皆欲其自新，务于安全，不独仁人无恶，但有志于仁者皆无憎恶。”我想所谓的憎恶人与不憎恶人，是有不同层次的。仁者即使一时憎恶不仁之人，但最终还是希望他能够悔改。所以，从根本上说，真正的仁者是对事不对人，他憎恶的是不仁之事而不是不仁之人。

当然，他更不会受到不仁的传染，以不仁还不仁。《论语》中记载的这样一则孔子事迹也说明他能够善待不仁者而不受其影响：“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17：7）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佛肸是范中行的家臣，赵简子挟晋侯之命而攻打范中行，佛肸率兵起来阻止，这对于晋侯来说是反叛行为。佛肸召孔子去，孔子也有去的意思。子路却不高兴了，他说：“老师以前不是告诫我们，亲自干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参与的。现在，佛肸凭借中牟来反叛，您却要去，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不错，我是说过这话。但是，你要知道，真正坚实的东西，是磨而不损的；真正洁白的东西，是染而不黑的。我难道只是墙上挂的一只大葫芦，只能让人看看而不能果人之腹吗？”孔子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他也是很想有所作为。《阳货》篇中还记载另一件相类似的事：“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17：5）公山弗扰占据费邑背叛了季氏，召孔子去，孔子也想去，又是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也就罢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回答说：“那召唤我的，难道是白白召唤吗？如果真的用我，我就把那里造就成为一个东周。”孔子的想法，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觉得现实政治没有绝对的对错，而人都是可以改造的，当然，他最后还是没有去，大概也是觉得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总之，从孔子的一贯言行来看，他对人（无论其仁与不仁）始终还是存有一颗温润的宽容之心。这就很接近于奥古斯丁所说的“完美的恨”——“恨罪而爱罪人”了。

里仁第六章首句“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标点法的问题

(2012-06-30 15:09:30)

2012-06-20 14:04:14 来自: wodawei

昨天讲到里仁第六章（4.6）“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有会友指出第一句标点的另一种点法：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意思大约是“我从未见过好仁的人厌恶不仁之人”。

但是这样会有问题。先来看《论语中》其他的“未见”句：

我未见力不足者。（4.6）

吾未见刚者。（5.11）

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5.27）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9.18）

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9.21）

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15.35）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16.11）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除非“不见”的对象是个简单的成分，比如“力不足者（4.6）、刚者（5.11）”，一般这样的句子都要以“也”结尾，表示叙说的语气。“其止”（9.21）字数少但结构复杂，由动作发出者和动作组成的结构，比单纯的事物复杂。有时候即使是简单成分，也加“也”，但是有别的原因，这里不展开。总的来说，如果是复杂结构，就要加“也”，否则句子语气上多少会有不完整之感。此其一[l1] 。

后句“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显然“好仁者”与“恶不仁者”并列。而首句“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中，“好仁者”指称对象，“恶不仁者”陈述事情，两者决不对等并列。从行文上来讲，这是非同寻常的。此其二。[l2] 

“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中，“好仁者”与“不仁者”都是指人。来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第一个“不仁者”承接上文，必须理解为人；但是第二个“不仁者”如果理解为人，解释“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就会有困难。此其三[l3] 。

以上是文句上的问题。义理也有问题。起码与上面4.3“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有矛盾。4[l4] .3说明仁者不但“恶人”，而且唯有仁者才有能力厌恶该厌恶的人。那么显然，仁者厌恶的人一定包括不仁者。“好仁者”应该是立志成为仁者的人，这样的人厌恶不仁者，再正常不过了，孔子怎么会说自己没见过呢？如果要说两个“恶人”是各有所指，那么，既然《论语》不是佛经，行文上一定会加以区别，不会从文意上直接相互矛盾。至少《论语》上别处没有见过这样的文意直接矛盾的情形吧。此其四。

依上面四者，应可判定，“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的标点法难以成立。

·    2012-06-20 15:39:42 wodawei

读了衡潭兄的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0a234010149os.html，知道衡潭兄的理解是：

“孔子说他没有见过喜欢仁而同时又憎恶不仁的人。就喜欢仁这一方面来说，就是在这种人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仁更好了；就憎恶不仁这方面来说，这种人不让不仁靠近自己，沾染自己。”

那么，他对“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的理解是：

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喜欢仁的人憎恶不仁，这样的人我从没见过。我原来的理解不准确。

分析一下：

第一句中的“好仁者”是动作发出者，必须是人。

第二句中的第二个“好仁者”他理解为“就喜欢仁这一方面来说”，就不是指人，指的是事情了。如果还是理解为人，那么就与后面“就憎恶不仁这方面来说”无法对等。

我的经验，在同一段话中，同一个成分，做这样不同的理解，是不太可能的。

传统的理解中，“好仁者”和“恶不仁者”都是人，“不仁者”可以解释为事物，内部是统一的。

此外，如果要做衡潭兄这样的解释，会觉得“其为仁矣”在这里很别扭，因为他讲的是同一种人，而前面说的“好仁者，无以尚之”，讲的就是“为仁”之事，怎么到了后面，说“恶不仁者”这一方面的时候，才来说“其为仁矣”？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古汉语中，将前一句主语（好仁者）和谓语（恶不仁）分别提取，用“者”字短语来分别论述的，似乎没见过这样的例子。如果非要这么说，似乎勉强可以说成：

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其好仁，无以尚之；其恶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其为仁矣”还是怎么都摆不进去。

一点浅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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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21 09:58:21 相忘于江湖

王老师的分析很有道理。引发我一点思考，读书会上，我曾认为好仁者与恶不仁者可能指两种境界，或者两个层次。现在看来将其理解为平等的两个方面比较合适。将其理解为两个境界恐怕是佛教或者理学的思维，就孔子本人而言，可能还是比较平实的论述。好仁者与恶不仁者是应该同时具备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孔子所说的仁者不应该是无分别心、平等一如（这是佛教的观念）的，而是爱憎分明的。这样才会与“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不矛盾。

2012-06-21 12:16:36 wodawei

我也认为这比较符合原儒入世有为的精神气质。勇于任事的人往往是恩怨分明的[l5] 。

“仁者”与“好仁者”

2012-06-23 10:20:01 来自: 适铎

八佾篇多讲礼，里仁篇前半部分多讲仁。几天来纠结于“仁者”、“好仁者”、“恶不仁者”间的关系，孔子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即使是没有“力不足者”，老夫子也未见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的人。可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一“立”、一“破”均为做人难达之境。可对于“仁者”，按孔子的说法，虽不普遍，但却不难达成，比如他曾说过：“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第六）、“君主去仁，恶乎成名”、“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何以有此难易之别。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好仁者”与“恶不仁者”句中的“好”与“恶”上， “好”与“恶”非一时之实践，而为一以贯之之努力，是为持续、连绵的过程；“仁者”虽不违仁，但亦不必时时、事事去寻求仁、去憎恶不仁，他只需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仁德便可，而“好仁者”与“恶不仁者”有刻意为之的意涵。举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人很容易被人称为“好人”，但一个人整天想着怎么去做好事，怎么去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却不平常，那是“雷锋”，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人，那是“活雷锋”。整天想着做好事、斗坏人尚且困难，更何况意境更高的“好仁”、“恶不仁”，而且弄不好，变为“知和而和”一样的“知仁好仁”，亦不可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