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羽：你认为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基因”，就是他的心灵、品质，还有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吗？

 

雪漠：是的。心灵决定一切。我常说，鹰会鸡一样啄食，狗也狮子般捕猎，但小鸡永远成不了雄鹰，哈巴狗永远成不了大狮子，决定其命运的，就是基因；决定一个人成就高下的“基因”，就是他的心灵。

 

何羽：你的意思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也就是他的心灵、品质、精神境界的高下？

 

雪漠：是的。但在那个时候，我痛苦地发现，自己已走错了路：我以往所有的创作，凭的是感觉，加上一些自以为是的投机取巧。而写人的功力却弱得可怜。更糟糕的是，我被伪现代派污染了，染上了浮夸的文风，失去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质朴。苦思良久，我毅然否定了自己，抛弃了我习惯的笔法和文学观。虽说当时，我已在上海已出版过专著，也获了几次省级大奖，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有一套熟练的笔法，能轻松地写出东西，如果沿这条路走下去，无疑，我能成为甘肃“著名”作家，但这个高度就是我的顶峰，这远远不够我追求的高度。所以，我决定重新练笔。

 

何羽：你那时不是上班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练笔？

 

雪漠：当时教委主任蒲龙先生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只叫我编一份报纸，没有其它具体工作，我才能这样练笔。后来，蒲龙的接任者李宝生先生也默许我不坐班，这种状况下延续了将近十年，直到另一位官员接任李宝生后，我才不得不离开教委，到一所叫东关的小学任教。但很快，我以返还工资的方式买回了我的自由。那时，每天除了写作几个小时外，其余时间都用于禅修，这一过程，我后来称为“大死”。大约有五年时间。这是噩梦般的岁月，苦不堪言。每天凌晨三时，我像被赶往屠宰场的猪一样，呲牙咧嘴，从床上爬起，走向书桌，进行单调、乏味的练笔，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之“悟”。一遍一遍地写。不满意，扔了，再写。还不满意，扔了，再写。

 

何羽：你不怀疑这样走有可能是错误的吗？

 

雪漠：我从不想这些，只觉得自己肯定能成功。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过。……当我抛弃了原来的文风，重新练笔的时候，发现自己纯粹就不会写了。不会写了，也逼着自己坚持写，坚持每天三点钟起来，写不出一个字，也起来，坐着，能写出来就写，写不出来就蹲着。

 

何羽：写不出来也这样傻坐着？

 

雪漠：写不出来也这样。这种状态有五年时间。

 

何羽：真恐怖。那时你住在哪里啊？

 

雪漠：那时我已调到教委，但没有住房，我就住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可以铺一张床。我三点钟起床，写不出来也干熬着。教委主任蒲龙看我这么穷，经常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他就悄悄说，“开红，我给你一个挣钱的机会。我们要成立一个教学用品批发公司，全市的学校教学用品就从这儿批发，你当经理。”

 

何羽：他想帮你，让你挣点钱。

 

雪漠：我说，“我不挣钱，我要当作家。”蒲龙气得就骂我，“你这人怎么这样？让你挣钱你都不干？！”我说，“我要当作家。”其实我很清醒，这时候我如果当了经理，就再也当不了作家了。这时候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临门一脚快要踹开的时候，如果放弃了，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就那样干熬着。有时候深夜或是凌晨，我就一个人到街上游荡，从一个录像厅游到另一个录像厅，那个时间只有录像厅里还有人。到了录像厅里遇见人，我就跟他谈文学，谈得那个人吓跑了，然后我又到另一家。后来有人一看我进去，就跑掉了。我找不到一个朋友可以谈文学。

 

何羽：这不是个疯子嘛，神经病啊。

 

雪漠：非常恐怖。那时心里又没明白，没有智慧，看不到任何希望，看不到任何出路，唯一的一点，还是非常自信，盲目的自信，坚信自己能成功。

 

何羽：对，我也觉得你的自信很奇怪。那时明明又写不好，同样情况下很多人会放弃的。你刚才说的，心里又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雪漠：不明白就是心头还有热恼，还有对成功的贪欲。那时候整天练笔，梦中也在写。

 

何羽：对文学太执着了。

 

雪漠：白天想着文学，晚上想着文学，做梦也想着文学。那时候，我认识的一个文友，好像也遇到我这样的状况，写不出一点东西，就跳进黄河，自杀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文学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和家人的生活，我决定放下它。我就不再练笔，开始读《金刚经》，诵经。

 

何羽：为什么读《金刚经》？

 

雪漠：我觉得文学已成了我摆脱不掉的恶梦了，已成了控制我全部生活的枷锁，严重扰乱了我的生活，影响了我心灵的宁静。这不行，我一定要扔下文学，我就诵经，不停地诵，不停地诵，渐渐地，心里放下了文学。但就在我放下文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我“哗”地就明白了，一周之内，写出五六个短篇都非常精彩。其中一个获得甘肃省大奖，还有一个小说《掘坟》，一晚上就写成了，后来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优秀短篇小说》。

 

何羽：怎么会这样？我听糊涂了，你自己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雪漠：就是说，只有当你放下的时候，你才真正拥有了最大的自由；当你始终放不下的时候，那个东西已经把你的心灵包裹得僵硬了，让你透不过气来，窒息而死。换句话说，你放不下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个文学，是为了用，为了占有，为了达到某个目的，那个情绪化的东西已经包裹了你的心，你就成了文学的奴隶，你被它控制着。只有当你放下了之后，达到真正的大自由，那时候就会彻底明白，心如虚空，一片光明，眼前一切都在向你微笑，内心充满空灵的喜悦，自由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世界。从此，我“放下”了文学，不再被文学所累，不再有“成功”的执着，怪的是，反倒文如泉涌了。那时我明白了，噢，我真的可以写《大漠祭》了。三十岁那年生日，我到理发店剃了头发，剃了胡子，还想剃眉毛的时候，理发师傅对我说，“眉毛剃了可就再也长不出来了”，我说，那就算了。

 

何羽：然后就躲在这个地方，与世隔绝地写？

 

雪漠：是的。那时心宁静到了极致。我不仅放下了世事，也放下了文学。每天禅修，禅修之余才用于写作。我每天早上仍是凌晨三时起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坐禅，坐禅间隙才写作。现在想来，那十二年与其说我在写《大漠祭》，还不如说我在闭关修炼，我修炼人格，修炼智慧，修炼慈悲。我随缘而为，毫不执着，心如虚空，了无牵挂。虽然心无一物，却如明镜，朗照万物。后来，四川的大活佛江贡仁波且印证说，我的那种状态，是修炼中的很高境界，叫“光明大手印”。那时，我心中没有任何名相，更无贪欲。无论每天写三五百字，还是两三千字，我都不在乎，只享受那份宁静之乐，非常快乐。文字从笔下自己流出来，我也不管这个故事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统统不管，只让笔下流出来，一直让它自己流完。流完之后，再调整结构，安排章节。有时候，前面的还没写，后面的早就写完了。

 

何羽：你说的那些章节，其实就是你记忆中忘不了的生活片段？记起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对吗？

 

雪漠：不，那时候脑子里没有记忆，没有故事，文字自己从笔下流出来。

 

何羽：你这话听起来莫明其妙，又很玄乎，像我，没有体验过这种境界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雪漠：就是这样，脑子没有记忆，没有文字，写什么人物，自己就变成了那个人物，写大漠，自己就变成了大漠，他们都活生生的，嘻笑怒骂，活在我身边。

 

何羽：可以这样理解吗？当你放下文学、放下一切的时候，实际上已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这样，你在写人物的时候，你就完全成为“他”了，才最大可能地贴近人物的心灵世界，贴近他的灵魂，这样，笔下的人物就“活”了。

 

雪漠：对的，我不编故事，只想写出他们如何活着，就是告诉世界，告诉历史，中国西部农民如何活着，就是这个主题。

 

何羽：那段时间谁照顾你的生活？

 

雪漠：我老婆送饭，就中午一顿饭。

 

何羽：不吃早饭吗？

 

雪漠：早上一般不吃，晚上也不吃，就中午一顿。那段岁月我所经历的，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炼。我甚至按苦行僧的一些标准来要求自己，比如，过午不食。为了怕饭后过饱影响大脑的正常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吃晚饭。后来，我又坚决戒了与我相依为命的莫合烟。怕的是，作家没当成，先叫烟熏死了。我将这一阶段称为“大死”。经过了“大死”，才有可能“大活”。没有苦行，就没有彻悟。

何羽：我记得《大漠祭》才写了一半，你弟弟就去世了，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雪漠：大约1993年吧，弟弟也在城里打工。有一天，他来了，他不叫我哥，他叫我“陈开红”，他说，“我这里有了个疙瘩。”我一摸，果然。他说，“出现一个多礼拜了。”我问，“疼不疼？”他说，“疼倒不疼。”我说，“也许是个脓包吧？”就到医院买了逍遥丸，吃了几天，他又说，“这疙瘩，长得快着呢。”我安慰他说，“这就不要紧，坏的东西哪能长这么快？”第二天，我带他去检查。我现在回想起来，根据当时医疗条件和他的症状，医院绝对能查出是癌症，但医生告诉我们是“肝包虫”，开个刀取出来就好了。

 

何羽：怎么会这样？

 

雪漠：挣手术费啊，医生对我们说是“肝包虫”，但私底下议论说是“实质性”的东西，也就是癌症。我听到了，跑去问他们，他们又坚持说是“肝包虫”。弟弟得癌症的消息，当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在人面前我不流泪，一个人一出门就流泪。那时我还发愿，如果真有神灵救下我弟弟，我发誓出家为僧。但是奇迹没有出现，没人救下我弟弟。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大漠祭》中发生的情节，我就不说了。……弟弟去世一年多后，我整个人傻掉了，别人问我什么话，我都不知道。别人都说，陈开红傻了。那段时间写不出任何东西。

 

何羽：那时你脑子里想什么？

 

雪漠：像疯了一样，就觉着弟弟活过来了，正在哪个哪个地方做什么事呢。迎面飞过来一个乌鸦，呱呱呱叫着，我就想，它捎信来了，告诉我弟弟没有死呢！。。。。。。整天就这样精神恍惚。这种情况过了两年后，才缓过来，缓过来后我继续写《大漠祭》。写完《大漠祭》之后，穷得实在没办法了。有一天，我买了一点糖回家看母亲，不小心把塑料袋漏了，一些白糖撒在黄土地里，我母亲就连忙把糖连土，一起捧着，回家泡在水里，让土沉下去，再把水喝掉。看了这一幕，我想，唉，再不能这样活了。我就把《大漠祭》的底稿扔下，去经商，帮朋友批发图书，挣了7000元钱。

 

何羽：那7000元钱当时可不是小数目。

 

雪漠：那当然，我用2000元买了个BP机，让人能找到我，5000元买了个摩托车。

 

何羽：好啊，把做生意最重要的行当办起来了。

 

雪漠：第一年，我就挣了20多万，开了个书店，买了个楼房。开书店的时候，找人把《大漠祭》打好字，修改完，定稿，给十家出版社发了内容梗概，很快，六家说要出，最后，我还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后来，就获了很多奖。出版社请我们全家人，带着父母，到上海走了一圈，我还到北京读了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当我苦苦追求了十多年，登上文坛之后，却发现文坛并非我想象中一方圣土时，我很失望。从北京回来后，整整有两年时间，我写不出东西。

 

何羽：有这么严重吗？

 

雪漠：我什么都不想写。

 

何羽：这两年那你在做什么？

 

雪漠：那两年我以读书为主。没写东西。仍然读书，读文化书、哲学书、宗教书。我觉得写作没有意义，我重新开始寻找文学的意义，也就是生命的意义。找不到意义我就不想执笔，也不想写。后来，当我看到佛教文化中“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从此以后，我给自己定下三条标准：在这个世界上，有我比没有我要好，有我的作品比没有好，读者读了我的作品比不读好。《大漠祭》改拍成电视剧的时候，有几百万元的投资，但他们没给我一分钱稿费，拍得质量也很一般，但我不在乎，这几百万元的投资投在凉州，总会有一部分老百姓得到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对这些老百姓来说，有雪漠比没有雪漠要好，这就够了，这也是我活着的意义。

 

何羽：找到了新的意义，又开始写了？

 

雪漠：是的，我坚决把书店低价转让了，剩下大部分书都捐给一些偏远的中小学了。

 

何羽：为什么关书店？

 

雪漠：开书店牵扯精力太多。那时我这个书店，光批发的收入，一年至少五六万元钱。稍微用点心思运作一下，可能会挣得更多，这在我们当地的收入水平看来，是很可观的。当时跟我一起经商的人，做得好的，现在都是千万富翁了。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总能抓住人生最关键的地方，把该抛掉的坚决抛掉，毫不犹豫。

记者：你不觉得可惜吗？一般人又想挣钱，又想做事业，都想兼顾的。

 

雪漠：这样兼顾着，写作时总有一种牵挂的东西，心不能完全沉静。关了书店，我换了个民房租下来，与世隔绝，任何人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家里人也不知道。我就在这个贫民窟里，开始写《猎原》、《白虎关》。

 

何羽：你还真沉得住气，

 

雪漠：因为我明白地看到了死神在窥视我，所以一直能窥破一些虚假的、表面的东西，不计较眼前得失。我在教委工作了多年，我所在的科室管着职称评定，但我一直没有职称。说实话，对职称，我是唾手可得。但我知道，相对于死亡，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很少参加每年的评职称。人的一生里，总该有一种高贵的心灵和姿态，对权力，对金钱，对地位，当满世界都趋之若鹜时，你应该对它淡淡一笑。

 

何羽：又这么埋头苦写啊？

 

雪漠：不是我要写，是它往外喷啊。

 

何羽：就这样，又写了六七年？

 

雪漠：《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终于完稿了，当我暂时搁下这支笔、吁出一口长气的时候，一股浓浓的沧桑感涌了上来。我最初的愿望只是想写写这一代中国农民如何活着，但没想到，为了这个愿望，我奉献了一生中最黄金的二十年岁月。我最希望三个人能读它，可惜都不能如愿了！小说中“憨头”的原型——我的弟弟陈开禄早已成为一堆白骨，另外两人，便是父母了，他们是老顺老俩口的生活原型，许多故事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影子，但他们大字不识一个。去年春天，我的父亲也已走进了黄土。还有，呀呀学语的儿子，已经长成了与我对峙、不甘驯服的青年，丝丝白发悄无声息地爬上了我和妻的鬓间。……我还能说什么呢？

 

                          ===《热血、厚土---东部企业家周星增与西部作家雪漠访谈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