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他43岁时在徐州所作，当时他是徐州的太守（市长）。他在1077年，出任徐州太守。次年春旱，后来总算下雨了，于是他去石潭谢雨。地方上最高的长官出行，就有很多人来瞻仰他的风采。“黄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这三句，可以看出他当时是很受老百姓爱戴和欢迎的。因此才会有黄发小儿和白发老头出来共同欢天喜地的迎接他，那时候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工对地方上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年的收成不好，他这个太守就很难当的好。这天他去谢雨神，心情自然也很高兴。

    但高兴归高兴，这首词里却有两句不合适的话。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这些农民像山中的麋鹿，看到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还不习惯，有些不自然的羞怯和拘束。可是听到这谢雨的仪仗队的鼓声，又像猿猴那样聚拢起来。从文学上来说，这是很形象和生动的比喻手法，将农民的这些举止神态描绘的栩栩如生；但从道德上来说将麋鹿和猿猱来比喻农民却并不恰当，至少显得有些讥讽的味道。

    苏学士向来爱民如子，在他为官的地方，杭州，惠州，密州等地都留下不少德政和惠民之举。那么为什么在他心里会有把农民当成猿和麋这样的想法呢？在这里如果说广泛一点，也许人是有两面性的。在士大夫的眼里，他们自己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因此他们对目不识丁的农民总会存有偏见。这或许与宋太祖赵匡胤在执政年间已经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 而且文人总有些自视清高的性格有所关联。而且令他想不到的正是由于这条宋太祖定下来的律法，才使他在后来的“乌台诗案”一劫中得以幸免。

    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的时候。苏轼到任湖州还未满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用他爱妾王朝云的话：“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在苏轼心目中了解他的唯有朝云。自那次事件后，他性格有所改变，看破功名富贵，所作诗词格调也越加清旷婉丽，但仍然充满了人生的忧患意识。 

    他的入狱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从他在路上看到人民的生活还不如变法前的条件好，以他的耿直的个性当然是不愿意认同变法的，包括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于是他就向朝廷上书反对变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能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在杭州其间疏通西湖周围的水利灌溉系统，流下了让后人传诵的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从此西湖周围的农田就没有了以前旱涝的灾害，也得以免受钱塘江的潮水之灾，也同时让农民的耕种和生活有了很好的保障。 

    苏轼一生命运坎坷，个人感情方面却与王姓颇为有缘：结发妻子王弗，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最后的侍妾王朝云，两任妻子很早就过世了；政治上也可以说他是屡次遭贬，甚至入狱，宦海飘摇。

    公元1074年在杭州任职通判的时候，苏东坡对王朝云很是宠爱。王朝云，公元1063年生，字子霞，浙江钱塘人。王朝云与他甘苦与共，陪伴他走过二十三年。在公元1083年秋，朝云生下了第四子苏遁，可惜不久就夭折了。1094年她随苏东坡谪居惠州，第三年便带着不舍与无奈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四岁，葬于惠州西湖。临终前她执着东坡的手意蕴深长地说：“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象梦幻泡影，又象露水和闪电，一瞬即逝，不必太在意。”这番话并不只是她皈依佛门后悟出的禅道，其中寓藏着她对苏东坡无尽的关切和牵挂，生前如此，临终亦如此。可见朝云对他一往情深，只恨生命如此短暂。但由于士大夫的有色眼光和当时社会的观念，他始终没有在生前纳她妾为妻。王朝云是舞妓出身，以前程抱负为重的士大夫为了顾及自身的地位和名誉又怎么会接纳一个舞女为妻呢？

    到她死后，苏东坡也仍然只是在她的墓碑上写着“姬人”二字。因为她出身卑贱，因为以妾为妻是当时社会的大忌，这个聪慧的女子只能一生无闻。虽然她通晓经史、临终大悟，也无力改变人生。对东坡用情至真，用情至深，唯王朝云一人而已。她可以不要名份，默默无闻的爱着这个苏学士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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