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们为什么总是等维权纠纷闹大了才着手解决？如果不是这些纠纷与自己有瓜葛，那就是他们觉得较小的维权事件层出不穷，如果不分轻重缓急遇见一个解决一个，那必然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误了像街道拆迁、JDP增长等这类可以树形象、出政绩、促升迁、私下得好处的大事。于是，“抓大放小”就成了他们对待维权事件的基本逻辑和原则。】    
       
       
    
  岳建国
   
   
    据《南方日报》报道，佛山市总工会调查数据显示，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人高达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有16.34%。这虽然多指企业员工的维权思维，但这种思维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同样盛行，且表现更突出，危害性更大。比如因企业污染村庄土地、水源而酿成的群体性事件，比如越级上访事件，比如此起彼伏的出租车罢运事件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2008年就曾认为，目前每一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不能及时认真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导致陷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理怪圈。
   
   
    这里主要谈谈社会领域的“闹大维权”现象。对于辖区发生的公众维权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们的态度很像“种树造林”，当双方矛盾尚处在“萌芽状态”时，他们很少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直到其“长”成参天大树后，他们才愿意动手去“砍伐”！为什么会有这等心态？如果不是这些纠纷与他们有瓜葛，那就是他们觉得较小的维权事件几乎是层出不穷，俯拾皆是，如果不分轻重缓急，而是遇见一个解决一个，那必然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误了像街道拆迁、JDP增长等这类可以树形象、出政绩、促升迁、私下得好处的大事。于是，“抓大放小”就成了他们对待维权事件的基本逻辑和原则。
   
   
    但维权的公众也不是傻子，他们也有自己的逻辑和聪明。他们会很快发现这样一个秘密：哦，原来领导重视此类纠纷是有门槛的，既然他们只重视大的维权纠纷，那么，我就把小纠纷闹成中纠纷吧；如果他们仍不解决，那就把中纠纷闹成大纠纷甚至特大纠纷吧，比如闹成媒体关注、影响全国的群体性事件，直到他们认真解决这个纠纷为止！就这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便形成了。
   
   
    这个怪圈后患无穷。其一，必然导致此类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小纠纷没人管了，中纠纷也没人管了，甚至达不到群体性事件的纠纷也没人管了，那么，无论是企业老板或是基层官员、执法者，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制造出更多的侵权纠纷，最终导维权纠纷的总量大幅度增加，人为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其二，它让这一类社会纠纷普遍升级——把比较容易解决的小纠纷发酵成难度大增的中纠纷，再把中纠纷发酵成解决难度更大的大纠纷、特大纠纷，迫使地方官员们不得不逐步抬高解决纠纷的门槛……
   
   
    这样以来，维权纠纷的激烈和复杂程度必定会大幅提升，解决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对社会和政府形象的伤害会越来越严重，整个社会将为此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当纠纷以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形式凸显出来、影响到地方官员的乌纱帽时，他们必然会采取“不惜代价、调动一切行政资源”的传统思路，快刀斩乱麻，“果断采取行动”，其结果是，事件平息了，但这种快速处理纠纷的方式，很难做到冷静、细致、客观和公正，有可能留下一些隐患，为新的维权纠纷埋下了伏笔。如果是这样，那么，新一轮的周期性循环便重新开始了。
   
   
    其实，刚刚发生的小的维权纠纷不难解决，何况基层政府部门或执法部门不缺少人手，更不是没有能力，只要他们能把在拆迁工作中表现的智慧、气魄和力度拿出一点点，那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