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案件再次向我们重申：司法部门无法单独扛起司法公平的重任，而媒体监督则可让他们减少成本，效率更高、少犯错误，同时避免个人悲剧的发生。

　　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在“两会”中直面记者的发问，就“赵作海案件”及“时建锋案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鞠躬道歉能挽回赵作海的损失，他愿意再去道歉；他说，从时建锋案件可以看到，一些法官长期坐堂问案，脱离实际，草率断案；法院内部管理、审判委员会也有责任，比如合议庭合而不议，形同虚设，判决把关不严、走过场等。他还说：“一定要对全国的新闻媒体和网友表示感谢，没有媒体和网友的监督，不会如此迅速地做出处理和问责，案件不可能得到及时果断纠正。”

　　司法部门无法单扛司法公平重任

　　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敢于向媒体直面热点问题、不回避丑闻，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对及时帮助纠正错案的媒体、网友的诚挚感谢，在让人顿生敬意的同时，也对“没有媒体监督，司法难以公正”这个并不新鲜的常识，进行了重温和强调。    

　　两个案件再次告诉我们，媒体与司法部门的职责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社会公正，用惩罚犯罪、弘扬正气的办法让所有公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让社会温馨和谐，而不是为了揭丑、找事、添乱。目前，社会各群体对于司法部门及其工作的合法性都不会质疑，而在基层司法部门的部分官员那里，媒体监督仍然不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事情，不配合、拒绝甚至诬陷、追捕记者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这一类官员，应该从这两个案件中吸取教训，更应该以张立勇院长为楷模，欢迎和感谢媒体的监督。    

　　两个案件再次向我们重申：司法部门无法单独扛起司法公平的重任，而媒体监督则可弥补他们的短板，让他们减少成本，少犯错误，避免个人悲剧的发生。

　　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他们虽都有自己的优势，但毕竟人数有限，不可能第一时间都在案发现场，不可能全面掌握所有的相关证据和真相，对法律的理解也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万无一失。而记者们往往能利用自己中立的身份和职业约束，利用独特的调查方式和向社会公开的便利，帮助司法部门获得真相。更重要的是，由于人性的原因，司法部门对于已经形成的误侦、误审、误判，自己很难主动去发现，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也缺乏自我纠正的动力。比如媒体已经对时建锋一案进行质疑了，可主审法官还在为自己辩护。从这个教训上看，过去司法部门一再强调的“法院结案前媒体公开报道不利于公正判决”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错案不披露司法形象更差

　　在某些地方官员看来，即使是一个错案，只要媒体不披露，影响的范围就很有限，就不会对社会公平和司法形象造成更大的伤害。从时建锋这个案件来看，这种说法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从记者采访的过程看，即使此案因媒体没有报道而暴露得很晚，甚至永远都不能得以纠正，也并不表明当地公众不知道内情及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并不表明他们对这个判决心服口服，而只能引发他们对司法部门的更加不信任，对国家和政府的形象伤害更大。更严重的是，如果媒体不揭开这个案子的真相，法官们不但不会吸取教训，而且会更加放心地“草率下判”、“坐堂问案”、“机械办案、就案办案”，仍然不会把合议庭当一回事，仍然是“主审法官一人说了算”，人民陪审团制度就永远在那里被当做可有可无的事情，就有可能出现比这个案子更荒唐的“草率案”、“糊涂案”。而这种“恶性循环”式的代价，就只能用“无可挽回”来形容了。  

　　总之，自觉接受媒体监督，只能让司法形象健康、纯洁，只能让所有司法工作者感到自己的职业更神圣，自己的人格更高尚，更有尊严。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