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国

富士康“第十跳”，跳得社会“心惊肉跳”。对此，富士康员工说他们并不意外。19岁的员工潘凌风说，他们整天都在做机械化的工作，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而辛苦工作又没有公平回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的九位社会学者发出共同呼吁，要“在个体心理层面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对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正度缺失、地方政府对资本偏爱、底层普通劳动者绝望情绪增加、新生代员工耐挫力比较差等问题给予足够关注。(见今日本报A07版)

富士康悲剧引发了无数讨论，出自该厂员工之口的“机械化的工作，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公平回报”这些字眼，会让我们联想起卓别林那部著名的电影《摩登时代》。

在以新动力和生产流水线等为标志的西方工业革命风起云涌时，卓别林却用《摩登时代》这部电影，对与这场革命相伴随的工作时间长、精神高度紧张、收入微薄、没有自由、让劳动失去幸福和快乐等违背人性的种种弊端进行尖锐讽刺，对后来美国产业工人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福利待遇起到了启蒙作用。但不可思议的是，在我国目前的部分民企内，工人们仍然生活在新版的《摩登时代》，“机械化的工作，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公平回报”这些字眼就是证明。不同的是，电影中的工人只是被高速运转的生产线搞疯了，而富士康员工却接二连三地自杀！

有人会说，富士康现象不能代表一个时代。我不这样认为，深圳富士康拥有42万名员工，和拥有几百上千名员工的其他中小企业相比，其自杀率不见得就是最高的，只是我们没有更全面地对比数字而已。有人会说，同样的生产环境和待遇，第一代打工者为啥少有跳楼？这是因为第一代进城打工群体家乡极其贫穷，能在城里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干一个月能拿回家一两百元钱就令他们很自足、很幸福、很快乐了，他们很少自杀，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生活在“摩登时代”。

但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二代打工群体，从小就不缺吃穿，又多是独生子女，在家庭里享受了较多的呵护和自由，这一代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饭碗，而是更加重视权利和尊严。而一旦走出故乡、走进富士康这样的“摩登时代”，他们在一夜之间、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成了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成了繁重生产任务、铁面监管和苛刻考核的承载者，震惊、失望、愤怒、绝望情绪油然而生，又因无法排遣，精神崩溃就无法避免！

人不是机器，其工作的过程和所得回报必须让人感到快乐和幸福，否则，无论效率有多高，对资方的贡献有多大，都是违背人性的，不道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富士康悲剧以最惨烈的代价告诫我们，要想避免这类悲剧重演，让民企的一线工人们真正走出“摩登时代”，那就必须给予全国民企和国企同等的市场地位，令二者享有同样的劳动权利、福利待遇和法定假期，让他们像国企职工一样自豪、轻松和快乐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