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国

据3月7日中国广播网报道，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吉林省省长韩长赋接受了中国广播网与新浪网联合访谈。在谈到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村提供贷款支持时韩说：“给农民贷款、给农业贷款风险是最低的。我认为在我们的国家，农民的金融信用程度是最高的，是最讲诚信的，你不信可以算算帐。既然要鼓励贷款，国家也好，包括地方也好，要给金融机构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包括营业税这方面的优惠，鼓励他们给农民放贷”

“农民的金融信用程度是最高的”，对于这样一个结论，对于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来说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直这样认为，但是对于不大了解农民的来说，就有些惊讶了：“农民们居住偏僻分散、受教育程度低，普法难度大、缺乏现代意识、传统观念浓厚，社会分配又没有向他们倾斜，最贫穷最缺钱、更是行政管理的神经的末梢，他们怎么会成为金融信用程度最好”的群体呢？”但是，这绝对是事实。

2007年，海南琼中县与农信社合作搭建农村小额贷款新平台，推出“无需抵押、政府贴息”的小额贷款新模式。截至２００８年8月底，全县累计发放小额贷款2092笔，金额2659万元，到期还款率100%，提前还款率达98%。“农民是最讲诚信的。”琼中县委书记董宪曾对记者说。（见2008９月2日《海南日报》2006年度中国10大财经人物、金融名家朱庄虹接受《金融实践》采访时说过：今天成百上千亿的银行烂帐，有多高比例是由农民不讲诚信造成的？我们应该说，中国的农民应是最讲诚信的。而同时参受采访的企业家刘永好则说：“我的工作体会是，从事产业化生产的农民，是最讲信誉的，除非有不可抗力的因素。”

那么，为什么农民们比其他社会群体更讲诚信呢？我觉得有以下原因。首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正在实施的“半拉子”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起完全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体系，但传统的道德体系却被抛弃了，所以，在市场化程度最高、最活跃的地方，道德滑坡现象也最严重，而在市场化程度最低的农村，就保留了更多的传统道德，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良知和常识当作做人的准则。金融信用是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农民的金融信用程度当然是最高的了。

其次，在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方，权力二字与诚信二字息息相关。众所周知，金融诚信的首次大滑坡是从“三角债”现象开始的，而“三角债”最初是由国有企业之间相互赖账而引发的，此后才蔓延到民营企业和个人，结果拖垮了银行；金融行业历年产生的坏账烂账及频频发生的违法案件，绝大多数都与公权制约不力、官员腐败有关。在这样的环境中，远离官场、远离权力、远离潜规则、与权力互动性最差的农民群体，当然会成为金融信用程度最高的群体。有位网友说：“农民不敢或者说没有机会不讲诚信”，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有些网友不愿意承认农民金融信用程度最高这个判断，有人说：“农村大学生有几个按时还助学贷款的？”有人说：“农民们贷款大多执行的是几户联保，所以无法违约。”我想跟这些人说，年轻人一脱离农村就不讲诚信了，这同样说明真正的农民诚信意识更强啊；农民如果真的因“多户联保”而保持了金融诚信，那么，为啥这种贷款办法首先发生在贷款额很小、次数很少、风险最小的农民身上，而贷款额更多、次数更多、风险更大的城市却没有这种政策呢？这仍然是权力二字在作怪――权力不想让权力受约束啊！

最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反而是最守法的群体，成为了国家金融诚信的基石；而全国最讲金融诚信的群体，却是贷款难度最大的群体，而金融诚信更差的群体，却是金融部门青睐的群体―――这个荒唐而又悲壮的悖论，还要维持到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