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些事情没做好，大家觉得都怪地方政府“不给力”，但给力不给力，最终还得靠人家去做事，于是似乎只要建立起“省市县长负责制”并“问责地方官”，一切便可骤然高效起来，井无压力不出油嘛。但近期矿难瞒报、房地产调控耍滑头、保障房政策被变调、食品事故装聋作哑甚至“捂盖子”等种种迹象表明，单纯的“问责地方官”之策是靠不住的，他们太有办法转嫁矛盾、规避责任了，甚至压力之下会衍生出更多的“怪胎”。

比如16日《经济参考报》便报道，“多省频现矿难瞒报现象”，除了部分矿工家属因利益纵容，有些监管部门为了免于自己被问责而包庇，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早就有媒体发现，很多矿难、烟花爆炸等本来死亡数十人，但因为超过9人死亡就算“重大事故”，构成了国务院安委会督办案件不说，处理起来也常常会波及当地分管的副县长、副市长甚至副省长，所以隐瞒人数甚至隐瞒事故本身便频频出现。本是为了让地方领导重视安全生产的“问责”，结果倒成了一起捂盖子的“同盟理由”。

在房价调控、保障房建设上，也出现了同样逻辑的对策。国务院要求，各地方政府要拿出房价调控指标，完不成的年末要对照指标问责，结果竟是一大批地方政府都“耍滑头”，甚至制定出了比市场预期还高的涨幅标准。国务院还要求，各地方政府要按指标完成保障房建设任务，否则要问责相关官员，要求一出，一片叫好，但很快也出现了“新问题”，有的地方为了凑数字，开始了离谱的创新：早就建好并且使用的教师宿舍、员工宿舍被拉来凑数，违章违建的房子罚没之后穿上“保障房”马甲便可到保障房序列报道，甚至有人动了罚没城中村小产权房的主意。此外有些地方政府无力完成任务，拉国有企业过来“合作”，以土地、财税甚至污染等为代价，让国企承担保障房建设——会否遗留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已有国企开始打着“建保障房”的幌子，给自己的员工谋起了福利。

正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看得有点多，昨日看到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舆论似乎没有了过多的兴奋——我们无法评估这项政策到底是否一定会结出美丽的果子，往好处想，这可能推动各级官员更加重视；但往坏处想，这种“政绩考核”的指标越明确，地方官员们“精细化捂盖子”的决心会不会就越大？

在当下中国的利益格局中，地方官员总是有很强悍的逻辑——规避掉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紧紧抓牢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种利益太强了，强大的一句“问责地方官”无法有效地渗透。原因有二，一是纳入政绩考核甚至“一票否决”的内容太多了，虱子多了不咬人，经过七荤八素的分解，很多“问责”主体变得不再清晰；二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地方官本着与“木桶理论”完全相反的原则，评价官员不是看最短的短板，而是“爱惜”最长的长板，被问责的副职啦、小卒啦，隔段时间总有办法光荣复出，结果是本该被问责的地方官，首先在“地方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上述分析不在于论证“问责地方官”的无用，恰恰相反，当下中国的困境破局，还不得不从这些地方入手。必须看到的是，“问责地方官”不能是孤立存在的，还必须有一些“辅助手段”：一是媒体的无障碍监督，中国已经颇为难得地初步形成了媒体监督体系，为公共服务的动力非常强劲，对矿难瞒报、假冒伪劣食品的曝光，积极性都非常高，如果当地媒体可以随意曝光当地问题、外地媒体可以无障碍监督，地方官便不得不评估自己面对的“风险”，此外也需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比如国企参加保障房的协议与“代价”），使得媒体有条件进行深入地探讨。二是对已经发现问题，问责是否严苛的督促，现在“自查自纠”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只要不是“捅天”大事儿，怎么处理都是地方上关门研究，使得舍卒保车的事儿频频上演。

地方官必须与他们的责任匹配起来，但匹配的过程、绩效考核的过程，不只是“责任划分”的过程，还是透明行政、民众参与、民主监督、程序公开等全面被激活的过程。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撂下再多的狠话、让地方官扛再多的“责任”，都可能只是在一个封闭的语境中，自说自话，现实却遵行另外的逻辑——希望越大，恐怕只会失望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