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参加了一个培训研讨会，是关于“媒介伦理”的。针对连续有媒体在资本或权力压力之下，做出极不专业甚至违背基本人性的新闻操作，大家都深感忧虑。记得笔者当时发言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传媒业的伦理水平，不能只靠一些传媒精英的道德自觉，而要取决于整体传媒业的生态——媒体之间不能搞相对圈子化的密闭式运行，而要做到开放式的相互批评，要以公开透明的运作，将那些拙劣的媒体行为逼到死胡同，甚至“逼死”在沙滩上，实现传媒业的优胜劣汰。

 

令人欣慰的是，元旦过后，连续看到了几起“媒介批评”的新闻，让我怦然心动。一是四川一媒体因在一起车祸报道的现场照片中抹去了肇事车身上的“路政巡查”字样，近日倍遭网民质疑、深陷舆论漩涡，甚至被戏称为“报改改”。（《南方都市报》1月9日）二是湖南湘潭矿难28人受困其中25人遇难，当地官方新闻稿的大标题就是“领导高度重视 反应非常迅速 措施非常有力 取得很好成效”，此报道遭到网民质疑：都死了25人了，还“很好成效”？（《都市快报》1月7日）联系到在此之前，中国青年报一则关于重庆打黑案中“李庄案”的报道中，用了很多带有主观倾向的字眼，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不专业，虽然事后被认为是重庆警方的一则通稿，记者与这份享有较高名誉的报纸，仍然在业内尤其是网络上被痛批。

 

从“媒介伦理”的角度，这些都可以算广义传媒界的自我矫正吧。稍有遗憾的是，媒体在报道之时或者都采用了“某报”“一媒体”等仍然模糊的字眼，或者批评只是网上进行，让这种批评失掉了很多魅力，也使我们不敢盲目乐观。

 

这些年，媒体挑战基本伦理底线的事情不时发生。小到记者排队收红包、搞有偿报道、搞极度媚俗报道，大到给广告客户面子，像昔日三鹿手拿钞票四处投放广告“封嘴”所做的那样，或者是屈从于某些官员个体私利的“打招呼”令很多重要新闻“哑火”（用王跃飞小说《苍黄》里的话说叫“哑床”），这些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资本和权力的区分罢了，本质是一样的，都严重戕害了当下的新闻品质，也损伤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几颗老鼠屎搞坏一锅汤，让人痛心疾首。

 

有什么办法能让搞乱江湖规则的媒体无立足之地？自律？从来就是只对君子管用，对“小人”不管用，过分倚重自律，结果只能是“老实人好人吃亏、奸猾狡诈者得好处”。或许，也应该借鉴经济领域里“市场竞争”的那套理论，在媒介市场的公开竞争中保持基本秩序，用“市场”的手法来实现传媒业的优胜劣汰。权力与资本对媒体的侵入，都是局部的，很少能做到全部覆盖。你给资本面子，拿了钞票后涂脂抹粉，我不给面子，给你洗个素面朝天；你给当地政府遮丑，我就连你一起“揭丑”，让你一起丢人。若能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局面，为了声誉、为了生存，媒体总要多一些顾忌，多讲一些伦理。比如《新闻记者》杂志，这些年每年都会评出“年度十大假新闻”，媒体也以被“揪出”为耻辱，客观上讲，这就是“媒体监督媒体”的力量。

 

不能否认，常常被说成是“第四权力”的一些媒体在自我定位上总有一些特殊感，也屡屡表现出“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架势。一方面对资本与权力的压力摆出一副无辜忧虑状，另一面却默契地守护着传媒之间互不冒犯的“潜规则”——面对别家媒体拙劣的有偿新闻、虚假新闻、偏颇新闻噤若寒蝉，一笑了之；或者被别家批评动辄就套上“损害业内默契”的帽子，甚至呼吁权力部门来批评甚至制裁对方。这是很糟糕的一种媒体心态，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相互给面子”，才导致了有些害群之马的有恃无恐，也影响了中国媒体的生机与活力。

 

在很多国家，“媒介批评”本就是保持媒体纯洁性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问，在高校里的学科体系探索上不断发展，但在现实中，应用的却远远不够。大多数缺少批评的勇气，也缺少被批评的雅量。从连续出现的几起“批评媒体”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障碍之石被撬动了一角，能否彻底挪开，能否成为常态，却需要取决于有没有更多媒体的精神自觉与勇敢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