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最有效率的行政管理应该是责、权、利明确统一的专业化运作，但在政府管理部门，这种“专业化”、“职业化”化的意识并不强，常常陷于“一锅煮”的状态，很多问题不是在各个层级解决的，而是都要逐级上升，结果一是效率低，二是领导累，三是底下人无所适从不敢决断，不见批示什么也不肯干。】

杭州地铁工地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成为“中国地铁修建史上最大的事故”，事故发生后，更令人痛心的一个细节被报道出来：11月16日晚上，当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赵铁锤、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杭州市市长蔡奇责问地铁施工相关负责人“是否在事故之前就曾发现过事故隐患”时，该负责人表示确实存在隐患，之所以不事先采取措施解除，是因为已和上级部门汇报过，需要等待上级批示。对此回答，三位领导均表示，出现这么重大的安全隐患，施工单位应该及时采取措施补救，根本不需等待审批。（11月17日《广州日报》）

本可以解除的隐患，为什么一直存在到酿成大祸？三位领导的批评是有部分道理的，毕竟，人命关天的事情，怎可以如此懈怠，难道不见批条就可以毫无担当？但事情显然不是痛骂施工方这么简单。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施工单位或许也有苦衷：如果面对的不是简单明了的“小隐患”，而是原因复杂矛盾尖锐但情况不甚明朗，需要进一步探明甚至停工整顿，那么，他们敢作出多少决断？如果进一步探明的是“小问题”，兴师动众的“大停工”若耽误整体规划布局，施工负责人是否能担当得起政府部门的“问责”呢？人命面前，无意于为施工方开脱，只想说，施工方发现重大隐患之后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

要害问题在于：施工方有多少权限，在“领导批示”没下来之前，作出力所能及的反应？就判断施工隐患来讲，施工方应该比“上级领导”更为直接，也更为专业，那么，这群“更为专业的人”，为什么不能依照自己的专业判断来决断行动，而只能坐等不甚专业的“上级领导批示”来安排下一步工作呢？有人说，是“上级领导”没及时批示的“官僚作风”，让施工隐患抢到了“批条”的前头肆虐发威。“官僚作风”可能是有的，但一句“官僚作风”显然太过笼统，“领导批示时效延误”的结论暂时好像也没有信息支持，笔者以为，就目前信息来看，这里面暴露出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行政运作不专业”的问题。

按照管理学理论，怎样才能实现最有效率的管理？那就是责、权、利明确统一的专业化运作，实现每一个岗位都能有明晰的岗位价值，你要担负怎样的责任，就要对等给怎样的权力，继而也能享受对应的利益——每个人做什么，不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都是非常明晰的，下级有下级的权责利，上级有上级的权责利，都非常清楚。该有的责任不担当，就需要被问责；该有的权力不运用，出了问题也要被问责。这种管理的专业化运作的结果，就会令每一个岗位表现出“职业化”的状态——更有能力、更有效力，自然也就更有“生产力”。

整体而言，这种职业化运作状态被企业高度的重视，尤其是外资企业，我们常常感慨其运作过程的职业化程度“令人咂舌”——组长就是组长、主管就是主管、经理就是经理，严格按照流程操作，令权力实现高效率运转。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政府管理部门，这种“专业化”、“职业化”化的意识并不强，很多时候仍然陷于“一锅煮”的状态，很多问题不是在各个层级解决的，都要逐级上升，最后芝麻大小的事情也要上升到最高领导那里“批示”，然后再反馈下来“执行”，结果一是效率低，紧急事物也是老牛拉破车；二是领导累，每天等着批示的事情一大堆；三是底下人无所适从不敢决断，不见批示什么也不肯干。对这个问题，牛群、冯巩的相声《小偷公司》里有经典的讽刺。

我们不妨想一想，这样的弊病在多少部门是司空见惯的？这种不专业化、不职业化的结果，就是造成责权利的扭曲，很多事情都发生了严重变形，也令公共资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城市建地铁，的确是大事情，我们通常看到的思路是，把工程招标外包出去，而这种形式最需要的就是充分的理顺责权利。在决策、执行过程中，若不能充分尊重“专业”，不能充分按照责权利的原则实现分级的承担与用权，就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甚至付出血的代价。

痛定思痛，行政部门应该从“坐等领导批示”的惨剧中总结教训，从对专业化用权的“集体无意识”中走出来，通过认真自省，有意识地加强行政用权的专业化运作——公司需要“职业人”，政府同样需要“职业官”。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811/1117_17_8805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