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3月11日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减排工作时透露：为了做好减排工作，一些地方已经实现了严格的问责制，甘肃省省长徐守盛同志讲过，完不成节能减排的指标，他就辞去省长职务；山东省省长姜大明也表示，“山东省要完不成节能减排的目标，我姜大明就辞去山东省省长职务。”（3月12日《华商报》）

这话很新鲜。虽然还只是一句拍胸脯的表态，虽然还有人在忧虑打出这样的“保票”之后，底下人会不会为了帮省长兑现承诺而大玩数字游戏，但两位省长“干不好就辞职”的“军令状”还是让人眼前一亮，一经披露也引起网民一片热顶。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强烈与正面的影响，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本质而言，盖因为它触动了政治人应“敢于负责”的“政治道德神经”，触动了大家希望政府官员有更多责任意识、更强担当意识的“饥渴”。

说这是一种民意饥渴恐怕并不为过。长期以来，大家看到了太多“油滑”的官员，自己分内的工作没有做好，或者饱受公众非议与质疑，却本能地推三阻四，找千般万般借口开脱，或者在底下找一个“替罪羊”，金蝉脱壳，死赖在位置上。即便自2002年开始推动“引咎辞职”制度以来，如果不是上头批评“责令”，主动“引咎”者也是少之甚少。这种对自己“过松”的道德要求，被公众所不满。有人非常不解：为什么对于官员有那么多的“一票否决”规定，到头来却没看到几个人真的被“否”的？环境保护一票否决、治安一票否决、计划生育一票否决、行政作风一票否决、招商引资一票否决……这固然跟“否决”的制度没跟上有关，但跟一些官员对于自身的责任麻木也不无关系。

记得去年关于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辞职的事件中，内地有媒体就假设，同样的事件要是发生在内地，首先是会不会有媒体擅自发布甚至拍摄一名高官与性工作者把臂同游的照片？其次是如果没有上级压力，官员犯得着为了“这点小事”就自行求去吗？第二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期待。

其实，虽然没有非常严格的概念，但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官员是应该“高标准、严要求”的，每个官员都是要对一个特定的岗位负责的，这个岗位要求他要有一定的能力，也要有一定的道德素养来匹配。不能工作摊到头上了才被迫无奈地接过来，更不能公众极其不满了还我行我素，不肯担当。

某种意义上讲，官员的道德水平（其中就包括政治道德）是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标尺，也是公民道德水平的重要参照物。我们正在建设的民主政治，其实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不需要考虑道德”，一切都由“制度”来规范。恰恰相反，有政治学者早就指出，民主政治本身就包含两个方面，除了制度建设，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作为权力主体的官员道德建设，这种政治道德是一种深层次的基因，是民主政治建设绝对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官员的责任强化是会起到一连串反应的。在当下中国，很多问题只有“一把手”动真格的了，底下人才能雷厉风行，真正的当事办。节能减排本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中国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更需要基层政府部门通力合作，积极作为。把减排目标分解落实到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这也是有效推动工作的问责步骤。但正因为官员，尤其是部门“一把手”们，这样“敢于担当”的言行太少了，所以两位省长非常自信的一句表态，俱引起了大家的热烈关注。我们也期待有严格的衡量标准，避免数字操作的缺乏严肃，用最终结果来验证这两个承诺的质量。退一步讲，即便真的某个省长没有完成指标“引咎辞职”了，相信公众非但不会有丝毫嘲讽，反而会送上一份沉甸甸的敬意。

诚然，在成熟的政治框架下，不能每项工作最终都靠“打保票”、“军令状”来完成，但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语境中，一部分官员的“军令状”或许会唤醒、推动整体的政治道德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理由不投去一些目光、掌声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