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在广州市“两会”上，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 “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他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2月19日《新快报》）

哪里是“把脉开方”，分明是往国人治病的药瓶里勾兑毒药敌敌畏嘛！这话一经报道，相信一定会是“人神共愤，人见人骂”。恐怕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等对人民群众民生疾苦毫无感情的高论，竟然出自主管医疗工作的卫生局副局长之口，并且上升到“正确价值观”的高度来教育国人！中央政府一再强调，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但如果基层主管卫生的官员都认为“中国是看病最不难、看病最不贵的国度”，他们还会有“切实解决”的动力吗？尤其你还告诉大家，这多半是用纳税人的钱“走遍了全世界”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不是养了“白眼狼”吗？

骂完了。仔细想想，这事不对呀！曾副局长久居官场，不是傻子，咋就会说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混账话？他难道不知道这样的话无异于往男性厕所里扔石头——必然要引起公愤（粪）吗？仔细分析报道，并将同日广州另家媒体《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拿过来比对相看，恍然大悟——曾副局长说这些是有背景、语境的，我们看到的是被“节选”了的，在那句“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老百姓老要自己掏钱（看病）所以觉得贵”。他想说的是，中国看病的绝对价格不贵，但因为没有健全的医保体制，老百姓看病都要自己掏钱，当然就贵了。

冷静地看，这个说法是有些道理的，甚至可以说触及了医疗机制的根本问题。尤其在说完这些话之后的呼吁，还是很有见地的——他说，在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医疗体制是互济共助式的，国家补贴多、市民都会买保险，雇主也会帮雇员买医疗保险；但在中国全靠老百姓自己承担，所以我国应该建立良好的共济互助体制，良好的医保机制——一国医疗事业当然需要有正常的收支资金来支撑，某种角度上讲，“很多人出不起不等于看病贵”，而在于社会分担医疗支出的机制有问题，这样的看法也未必就不是真知灼见。

当然，曾副局长在表述上不是没有问题——上升到价值观层面教育国人，忽略了大家在日常看病就医上的现实苦难；拿决定能否活命的“修人”跟“修车”相比，显得有些冷酷而不着调；更重要的是，他的立论也有错误。

比如，曾副局长的论据是“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但问题在于，中国看病贵不是贵在“门诊费”，而是贵在以药养医上，小病医院也能给开出天价药来；贵在这个器械那个器械的诊断费，甚至治个感冒也要做CT拍“片子”，治麻疹也能做几个“核磁共振”；贵在随便做个手术也要给这个给那个塞“大红包”上——7元门诊费和人家诊金300元不属于对等的层面，或许医生对卫生局长不敢这么胡来，他只需要“门诊费”，但对普通老百姓，他们太敢这么干了。没有深入剖析现有医疗体制里面存在的诸多变形，自然会引起深受其害的国人极其不满。再说了，看病贵不贵，要看诊金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根据2006年的数据，美国人均年收入3.7万美元，中国人均年收入0.16万美元，考虑治病承受力时，这样的差距决定了不能做简单对比。

但个人以为，即便有这些问题，这个副局长远没有到需要我们“诛心”的地步，他提醒市民医疗消费的价值观念需要更新，也很有启发意义。正确的废话谁都会说，比起光会迎合公众，跟着大伙说“老百姓看病真辛苦”却从来不利用自己的身份资源从运行机制上作思考的官员，曾副局长的话虽然有些刺耳，却更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下医疗体制上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偏听偏信”地板砖与口水齐飞，就把这么一个人骂得一无是处，千疮百孔，就是把他冤枉死，除了制造了一次舆论泡沫之外，对老百姓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在“中国式医改”仍处于反思阶段的时候，从“看病不贵”的“混账话”中反思老百姓普遍感觉“看病贵”的窘境，并从运行机制的角度、从价值观念的角度、从医保体系的角度，提出更有前瞻性的一些看法，这是比简单骂人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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