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18日在参加广东省“两会”分组讨论时表示：现在广州的住房出现一个问题，一个地方集中高收入层群体，另一个地方又是低收入群体，这样下去，将来肯定要出问题。“我的意思是，开发商建房，不要让不同收入的群体住在不同的地方，一个项目既要有富民区，也要有贫民区，否则将来整个社会资源的分布就不均匀了。”（1月19日《信息时报》）

朱书记的“意思”很有意思。如今，穷人、富人分居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随便到个城市，你要是问“这里的富人们住在哪儿呀”，多半就是“路童遥指高新村”那些高档社区，你要是问“这里的穷人都住在哪儿呀”，多半就是“路童遥指城中村”。实在指不出来的，也会高举右手，画出一个一个圆弧：“一环最富，二环中产，三环外头多贫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分居”似乎很正常，穷人不用看着富人的“奢侈”咬牙跺脚，富人们也不用天天看着穷人“寒酸”过日子而皱眉头，两厢不见，各行舟船，倒也不错。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分野蕴含了很多风险：优势资源的不公呀，阶层意识的对立呀，底层群体的聚合呀，随便哪一条出了问题，都小不了。古书有载，孟母三迁，也要择邻而居，如果富人区代表了优质的教育、服务，穷人区代表了狭仄的生存环境，并且好的越好，糟的越糟，这样的社会还和谐得了吗？

很多人认为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是“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因此，建设和谐社会首要目标就是消除贫富差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过于放大这个目标，就很容易陷入道德陷阱。笔者以为：适当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的，非但不会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处理好了还会成为和谐建设的推动力，不要指望大家都会同呼吸，共富有。但让公众接受这一点有两个前提：富起来的人是堂堂正正赚钞票的，不存在原罪、腐败之类的指责；贫穷者具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属于相对贫困者，而不属于“饥渴线上挣扎”的那一类。两个前提之上便是一个自然顺生的逻辑：在公共利益方面，富人不至于对穷人形成利益侵害。

如果具备了这样的前提，富人穷人是在一个社区大院里混杂居住，还是穷找穷，富找富，分立而居，都不重要了——没有观念、利益上的“仇富”、“仇穷”之说，自然就没有了“分居”带来的那些矛盾。而要做到这些，很重要的力量就是穷人、富人之外的“第三者”——政府，是否能够摆正位置。

就拿“分居”来说，政府重要的是做两件事：开发商不是爱给富人建房吗？不要紧，重要的是限定好游戏规则，怎么拿地，怎么审批，怎么操作，有透明、规范的操作监督；穷人不是买不起房吗？很要紧，政府要强势地去拿地，大量地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并以最公平的方式、最低廉的价格租售给急需者——这叫两手抓，两手硬。但现在的问题是，好多地方政府恰恰相反，两手不抓，两手不硬，该干得不干，不该干的拼命干。商品房市场充满了桌子底下的交易，各类审批乱作一团，以至于有人惊呼“房产局成了腐败局”；廉租房市场则是每年大呼小叫，喊打喊杀，雷声震天响，房子下不来，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每年拿出十套八套应付差事。

 “第三者”这么站位，实际上就造成了“开发商在规划城市”的局面。开发商很明白，富人的钱更好赚，所以爆炒“160平才勉强算豪宅”之类的概念，加快步伐，集中盖一批“至尊”“奢侈”“顶级享受”的项目；他们也明白，富人最想证明所谓的身份，所以，人为的制造一批“富人区”，房价炒上去了，穷人“撵”出去了，数钱的开发商自得其乐——以趋利为本能的开发商才不管你们“分不分居”呢！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贫富分区会有很多麻烦，无形中会造成城市里学校、医院、超市等资源倾斜与失衡的状态。因此，应对这个局面，不能把希望寄托于道德呼喊，政府更需要及时修正站位，明确自己的职责，努力消除形成分居局面的不利因素，尤其是避免公共服务资源的“喜富厌穷”。矛盾不排除，强行期待像积木一样把穷人区富人区拆散重组，恐怕“同居”可以做到，产生更多的摩擦便不可避免——这样的“同居”恐怕还不如“分居”了。

此外，正人先正己，要解决穷人富人对立而居的问题，恐怕还要从官员的居住问题上入手。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以穷人的身份和富人住在高档社区，还是以富人的身份住在公共福利社会，还是既远离富人也远离穷人地“独立而居”，恐怕也不能不算是个“分居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