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只有两种人：会开车的人与不会开车的人。“会”开车的人当中又包括了两种：一类是技术娴熟却没有驾照的人，为了拿到照不得不多掏上几千块从驾校那里“走个过场”，虽满肚子委屈却无处可诉；还有一类人是交了钱，有了培训记录也拿到了驾照，却咋也不敢上路，对面来辆车，马上就会两股战战，手足无措，要么停下来，要么冲上去。

不是笑话，这样的抱怨听得多了。不管是会了格外掏钱的，还是掏钱了格外不会的，都有一个共性：对大面积存在的“考驾照必须有驾校培训记录”的“潜规则”很不满意，却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10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深圳“刁民”的战斗故事——这个化名为樵凌的人在部队服役时掌握了娴熟的驾驶技术，但在以个人身份报名考驾照时却被拒绝，于是把深圳市车管所告上法庭。结果是恰逢今年8月广东省公安厅、交通厅出台新规定，取消了“必须出具《驾校培训记录》”的说法，在法院方面做出“此案延期判决”的意见之后，禁不住樵凌的软磨硬泡与媒体报道，深圳市车管所“特批”了樵凌报名，在交了120元报名费之后，樵凌轻松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驾照。

结果不错，但却注定是“一个人的经典”——在其他人以“个人身份”再来报名的时候，仍然得不到通过，理由是“车管所没有接到通知，《驾校培训记录》必不可少”。虽然公安部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明确规定，只要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等材料就可以报考驾照，虽然广东省也取消了“必须出具《驾校培训记录》”的增设条款，但业内人士还是给受到“刁民”鼓舞的人兜头一盆冷水：“樵凌是个特例，很难推广”。至于原因，则是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驾校背后巨大的利益纠葛。

利益纠葛可以对抗法律法规？你还别不信，在“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大量存在的当下，千万不要低估这股“反潮流”的力量——这种力量常常可以主导一个领域的“规则”。老早以前，就有“业内人士”现身说法：说大批社会化经营的驾校要么由交通部门间接开办，要么与他们有紧密联系，至于驾校考试名额的多少，更是取决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素”——现身说法的人也算不少，说法不同，但结论指向基本一致：驾校高额利润的背后，有太多瓜分利益的“黑手”。

或许，正是如此的利益链条，才维系了驾照与驾校之间成为坚不可摧的“同盟者”，捍卫者“捆绑原则”的至高无上。明白了这“根本利益”，才能更好地理解一些地方性法规为什么在“取消驾校培训记录”之后，竟然能够公然地“取消取消”，自学驾驶考驾照的道路在昙花一现之后迅速被堵死；才能更好地理解，公然不合理的事情，为什么可以公然“合理”的存在了多年。

强调驾校培训记录的人有个似是而非的借口：避免“二把刀”驾驶员上路。问题是什么是衡量“二把刀”的唯一标准？既然驾驶员考试标准是国家制定的，作为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开车上路的标准，如果能通过考试，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是一个合格的驾驶员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驾校不正规的“搅和”操作，才更容易让更多的“二把刀”掏钱“买”到驾照之后，堂而皇之的上路，充当“马路杀手”。可见，一些貌似“冠冕”的理由其实一点也不“堂皇”。

公安部车管局官员称，知道有些地方这么做，“他们可能担心的是不通过驾校培训的化，很难考过”——这是个理由，却不是 “充要”条件——的确有人需要专门的驾校，的确有人需要有专门的场所来练车，没有人否认驾校存在的价值，但这不能成为强制每年数百万人上驾校、创造数亿元考试经济的借口。一个进步的社会，“捆绑式”的强制原则必然是要渐趋减少的，公民自主选择的方式必然是要渐趋增加的。就像上大学允许自考那样，给公民更多的选择自由，这是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只有按部就班地付出高额成本才能拿到驾照，上面裹挟着太多计划经济思维下利益自我取向的累赘。

一项明显不合理的做法竟然能够大行其道，未免是对行政权力的莫大讽刺。一个“刁民”的战斗只能给自己撞开一个若隐若现的小口子，有关部门不能再“睁只眼闭只眼”，彻底撞散“驾照捆绑驾校”的利益链条，通过重新洗牌降低取得驾照的社会成本，是落实相关法规的题中之意——毕竟，光有条款规定的正义是远远不够的，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