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旭明与批评者之间的对话根本就不再“一条轨道上”。专业化的官僚机制，加上为自身争求利益的高能力，造就了一种趋势：官员成为当下中国富商之外另一个先“现代”起来的群体。与民众普通生活的太多脱节，产生了面对问题时迥然不同的语境，官员难以用自身的生活经历，作为体认民众生活的基础。]

每次张口往往要遭受口诛笔伐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终于“忍无可忍”地撰文，回应日前媒体关于其“不鼓励媒体呼吁社会捐资助学”的言论。王旭明表现得很委屈：自己要表达的是媒体应该宣传国家在助学问题上采取的重要措施，并没有想否定社会助学的意思，媒体“断章取义地批评是最大的无知”。（7月6日《中国青年报》）

王的表态换来了更多的批评，甚至有人讥笑说“只有喝醉了才能明白王在说什么”。坦率地讲，此前笔者对其“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自己”、“媒体无知论”等也多有批评，但看到其一再地坚持己见，而舆论的批评越发激烈，倒也愿意“退上一步”，摆脱简单地道德评价，从更现实的角度来审视目前形成的诸多分歧。

就本次争论而言，王旭明认为：在贫困生助学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媒体报道地比较少，倒是对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过多倾注笔墨，这不是漠视我们的工作吗？站在王所在的教育部立场上讲，这些话是站得住脚的，甚至对于媒体反思“平衡舆论”也不无启发。但王还是“挨骂”了，甚至骂得还“很难听”。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你“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冷血”。

批评者与辩驳者各说各话，对话根本就不再“一条轨道上”。窃以为，根源还在于官员与民众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生活所需与困扰不同，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对很多问题形成的态度也会根本不同。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医疗、住房、物价、交通……多个领域存在的官方认识与民间认识的差距，根源也都在这里。

在公共福利大大领先社会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很多官员是有低价福利房可住的，即便买房，也屡有“豪华房按经适房团购”的优惠，体会不到排队等号的痛苦，因此便会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措施阳奉阴违；很多官员出行是有公车可坐的，即便是私家车也是有油补、车补等保障，对于小车挤占公交车道、公交挤占自行车道是没有切身感受的，因此，大力发展公交总是使不上“力”；官员子女上学基本是有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定点中学等设施很好的学校的，花钱少，质量高；官员看病不仅有高额的医疗保险，而且有高水平的定点医院高质量地服务……

中国的官员体系已经“职业化”，除非到年龄、犯错误等，否则一路走来，享受到的都是绝对高于普通民众质量的生活水准，由于其自身地位的诸多便利，很多民众的疾苦他们缺乏切身的体会。正因为如此，当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说出一句“我们夫妻两个供孩子上大学也比较困难”的时候，媒体会视为“反常规”的特大新闻；当广东的一个副区长说出一句“我也住不起房子”的时候，大家有如在官场里找到了“知音”。也正因为如此，某市一位副市长偶然一次陪家人到医院排队挂号看病之后，会在大会上发出“看病实在太难了”的感慨--殊不知，亿万国人已经“难”了多年。

当政府官员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在两条轨道运行的时候，对于一些问题缺乏切身感悟，二者对话在“两条轨道上”各执一词便不难理解。官员看到的更多地是自己在政策层面所作出的努力，而对于民家的疾苦常常视为“极端个案”；而老百姓看到甚至某种程度上放大的则恰恰是后者，基于对“点”上的认知，便也会对“面”上的努力产生怀疑，甚至不满情绪。

不能否认，专业化的官僚机制，加上太高的为自身争求利益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一种趋势：官员成为当下中国富商之外，另一个先“现代”起来的群体。与民众普通生活的太多脱节，产生了面对问题时迥然不同的语境，官员难以用自身的生活经历，作为体认民众生活的基础--在各自趋向自身的本能力量之下，这种脱节会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舆论指责王旭明，还是王旭明指责舆论，都难以获得被指责者的认同。

尤其让人悲观的是，近年的事实已经证明，每一个旨在削弱官员阶层现有福利、让其“回归百姓生活”的改革都会被来自官员的抵抗力量所削弱，在监督、问责等现代民主机制尚没有健全之前，还难以找到化解这一根本矛盾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