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不受监督的政府部门，也没有不受监督的个人。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说得对。只要有事实依据，就要高度重视。（4月9日《人民日报》）

笔者是一名媒体从业者，因此更能切身地体会出李局长所言的“不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姿态，对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是何等的重要！

从逻辑上讲，媒体的监督报道大多是事后调查、采访所得，期待其完全复原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非常困难。尤其是每个事件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最初的认识很可能在最后被证明“不准确”。因此，从最好发挥新闻舆论监督效力的角度来说，只要报道的主体准确，批评的主要事实存在，便应该被认可。 “即使有一些批评不准确，也不应斤斤计较、耿耿于怀，而要把注意力放在促进和改进工作上。”（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语）

遗憾的是，面对媒体批评，一些政府部门与官员表现出的，非但没有公权力应有的雅量与内敛，恰恰相反，常常是抓住几处细节表述不放，利用公权强势，对媒体反戈一击，动辄扬言要将媒体和记者告上法庭。前段时间，那位被报道说出“写承诺的事怎么能当真”的山西绛县副县长，不是便绕过为什么对100多名农民工的承诺没有兑现的本质，而揪住这句话扬言要告记者的吗？

笔者从一位在媒体专门负责舆论监督类报道“善后处理”的朋友处听闻，有些政府部门对于批评的“反弹”，近乎令人哭笑不得：“我们区政府只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低于市场价给处级以上干部买了房，开发商也愿意，你们怎么就敢给我们定性‘滥用职权’，谁告诉你我们滥用了？” “你们昨天就登过交警乱罚款的文章，今天又登，好像我们系统没好人了，是不是有意找茬？”“我们安监局在你们曝光矿难后马上采取了行动，你们怎么说我们此前不作为？”“学校安排学生回家普查周围的暂住人口，你们说这措施像逼公鸡下蛋，公鸡肯定下不了蛋，但你能肯定学生调查不了暂住人口？”……面对诸如此类偏离“靶心”的霸道诘责，媒体常常真的是有口难辨。

在新闻学中有一个“好苹果烂苹果”的比喻。说的是新闻真实不能只看到苹果光鲜的一面，还要表现出烂掉的一面。如果媒体曝光了腐烂之处，大家要纠缠于烂的程度是否得当、大小是否精确，那么就会逼着媒体镜头只好回避矛盾，成天对着光鲜的地方捡好听的说。笔者便在某次酒桌上，听闻某政府部门负责媒体关系的先生在酒后“泄露天机”：明知自己不对，也要“反弹”，不给你们媒体点压力，还以为我们好欺负，下次还来针对我们！——看看，人家已经超越了“火冒三丈”的本能，而进入了“理论指导”的高度了！

结果是什么？新闻人本应有的铁肩担道义精神被严重阉割，老总们常常手握某些部门滥权的新闻稿而苦恼，前怕狼后怕虎，把可能出现的后果论证来论证去，把用词、细节弱化来弱化去。最终即便不是主动退避矛盾，也是蜻蜓点水，浅尝则止，严重影响了监督的质量。甚至有媒体规定，“批评之前先请被批评者签字认可”，谁能说这样“棒打老虎先请老虎签字”的荒唐规定不是被逼出来的无奈？

有同行曾感慨，只要人家反戈起诉，媒体与记者胜算很小。这说出了当下媒体人共同的无奈。诚然，“不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并不等于说就可以容忍媒体胡说八道，完全不必为言词负责，政府与官员当然也有通过法律为自己 “讨说法”的权利，但目前的状况下，在新闻监督上亟需厘清两个前提：

其一，作为政府官员，要有基本的权力内敛意识，出了问题却纠缠于细枝末节做文章，是缺乏政治道德的表现；其次要从法律上充分考虑到官员的特殊性，有些为媒体监督“撑腰”的规定。比如像美国所规定的，受到批评报道的政府官员，如果要起诉新闻媒体，必须自己举证证明记者的报道是“恶意”的，否则法院将不予受理。在国内，虽然广州市中院曾在司法实践中引入“新闻真实”的概念，认为“只要新闻报道符合新闻业的程序、规律，即使内容与客观真实有一定偏差，仍不视为侵权”。但这样的规定显然不应作为个案，而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用更严肃的方式规定为“游戏规则”——这并非是单纯的保护记者，更是在保护公众与媒体的批评权。

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李局长的“三不观”表现出的权力内敛意识令人尊敬，但要让更多的权力部门学会内敛，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监督，就不仅仅要从政治道德的层面倡导权力的自觉，更需要从法律、规章的层面做出制度性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