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考试法》没有出来之前，我们的法律与公安，是否就真的不该管如此恶劣的团伙作弊？公安部门在考试作弊的问题上，时而“天经地义有权力介入”，时而“找不到法律依据”只好放手，摇摆不定的态度，只会怂恿当下作弊之风的蔓延。]

孔乙己老先生说：“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情，能算偷么？”近日我们看到了现代版的孔先生“作弊论”：“团伙作弊不能算违法……读书人作弊，条文没有明说，我们能接案子么？”荒谬之处，毫无逊色。

 

 1月20日，在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西北政法大学考场外，有人用针孔摄像机将考题传出考场，高手负责做题，后将答案通过在考场外架设的“作弊电台”传送给考场里戴隐形耳机的考生——西安无线电管理部门通过监控现场查获了“作弊电台”，控制了8名参与者，但在把询问笔录等证据移交雁塔公安分局时，分局认为，治安处罚法和刑法没有明确条文，他们没有权利处理该事件，所以不能接收该案。无奈中，8名作弊者被释放。（1月21日《华商报》）

 

高考、考研考博、英语四六级、公务员考试等等，都是国家统一组织的涉及有限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考试，事关社会公平，有人统称之为“国考”。这些年，作弊之风加剧，作弊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饱受民众诟病，加大打击力度的呼声颇高。而如此恶劣的“作弊电台”案件被揪出来后，公安机关却告诉大家他们“无权处理”，作弊者只能释放，诚可谓“诚信者痛、作弊者快”也。

 

此前，不管是在广东电白，还是在河南濮阳，每一次重大的“高考作弊团伙案”，都有警方的介入，也都有“坚决依法处理”的表态——好像说警察介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其他考试涉及到的考场内外作弊的事件中，不少警方却表示，“究竟算违法还是犯罪的界定”问题，令警方感到“左右为难”，那么，警方介入的标准是什么？案件影响有多大？社会影响大了、领导批示了就介入，否则就“无权处理”？教育部、公安部似乎也意识到这个现实问题，在一些重大考试前会发出一些“开展专项行动打击考试诈骗与作弊行为”之类的通知——但每次通知都是有具体指向的，是否说有通知的考试，公安就有权处理，没通知的就没权处理呢？ 

 

基于近年来作弊的“团伙化”倾向，媒体曾对还处于调研阶段的《国家教育考试法》给予厚望，因为 “考试法”推出后，考试期间泄露试题的，可明确被追究“泄露国家秘密罪”；团体性的恶性舞弊事件，将被严厉追究法律责任，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问题是，在《考试法》没有出来之前，我们的法律与公安，是否就真的不该管如此恶劣的团伙作弊？

 

有网民提建议，说考研试题是国家秘密，“使用圆珠笔尖大小的针孔摄像机将原题传出考场”的人实际上已经触犯了《保密法》；有人说，《刑法》第284条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几个人可以以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还有律师说，参与者非法架设电台是以出售答案获利为直接目的，依据《刑法》第225条第四款规定，可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或许，在《考试法》实施之前，真的不容易界定该案具体适用哪一个条文，但我们现有的法律是否就真得那么的僵化教条？所能“管”的就那么的具体而狭窄？像考试作弊这样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大家总是依仗着一次次的下通知，而不是努力形成一个“法律解释”共识？所谓的“法律空白”，难道只有新的法律条文才能弥补？

 

这些年，我们法制建设大大加快，各种类法律条文大量出台，据说中国法律总数已经占到全世界第二位，但另一面，“法律不够用”的呼声越来越高，只要一个领域出现了问题，就马上会有人站出来呼吁“立法”。但问题是，有多少“新法”才弥补完“旧法”的漏洞？“旧法”已经完全丧失了“自补”能力了吗？

 

公安部门在考试作弊的问题上，时而“天经地义有权力介入”，时而“实在找不到法律依据”便甩手不管，摇摆不定的态度，只会怂恿当下作弊之风的蔓延。“作弊电台”被揪出来了，作弊者却毫发无损地被放了，考试很受伤，法律很受伤！让人很担心，如此“案例”的示范作用下，是否会掀起一股“无顾忌”的作弊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