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全国多家媒体做出报道：根据北京奥运官方网站最新公布的赛程（尚未被国际奥委会批复），2008奥运的首枚金牌将要“名花有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枚金牌将归至中国队囊下，极有可能在女子举重48公斤级比赛中产生。作为多哈亚运会金牌得主的湖南选手王明娟，与保持着该级别三项世界纪录的选手杨炼，都具备了冲击奥运首金的实力，因此成为中国体育界关注的热点。（1月10日《齐鲁晚报》）
   阅读这样的新闻，内心是惊讶的。现在离2008奥运会还有20个月，诚然，作为东道主，在赛程安排上有一定的建议权，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考虑既不违背情理，似乎也是“国际惯例”。但在如此的日程表面前，我们是否应该作出“对号入座”的夺牌期待？作为媒体，当经过简单的优劣式情况分析之后，便高调讨论个体夺得“首金”的重任，是否合适呢？既然“首金”的期待对象找到了，随着奥运脚步得越来越近，全国媒体全方位的介入，我们是否还要以此类推，“次金”、“三金”、“四金”……直到找到“尾金”？当运动员一一对应地被赋予重任的时候，是否是一个“无法承受之期待”？
  体育竞技毕竟不是数字分析，其间充满了变数，过多地“设计”首金，常常会难以如意。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澳大利亚将本国的优势夺金项目女子铁人三项放在第一天的清晨进行，结果这个如意算盘被瑞士队打破。
在诸多的变数当中，心理压力可谓是最大的变数之一。在国内，由于运动员的头脑里被灌输了太多了“金牌意识”：只有拿了金牌，才算是成功，尤其是当你拥有拿金牌实力、被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时候，一旦失败了，俨然成了“罪人”。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之下，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便会令实力大打折扣，常常出现大失水准的结果。
看看此前我们很多重大的赛事，被寄予首金厚望的，常常大失水准；没有被看好的，却常常凭借一颗平常心，在“低调”中成为“黑马”。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世界首金”被中国选手杜丽夺得，而在赛前诸多媒体的分析中，杜丽的“夺金希望”为40%，远远低于“夺金希望”为65%的赵颖慧。有人事后评价说，正是敢大敢拼，加上平常心，成就了中国的“奥运首金”。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作为具有绝对优势、“最可能为中国夺得冬奥首金”的滑冰选手王曼丽，在冬奥金牌战略的重压下，在媒体一次次预言“将为中国夺得冬奥第一枚金牌”的殷殷期盼中，没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败下阵来，泪洒冰场的情景曾令无数人为之扼腕。事后有人评价说，“她的神经还不够坚韧”，但我们如何期待我们的运动员在实力提升的同时，一定同时要做到“神经足够坚韧”，坚韧地如同钢铁一般？
在都灵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肖天曾说，不能将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巨大压力归咎于代表团对金牌的期待。“中国体育界已开始着手解决运动员心理素质差的问题，比如从心理学的角度，将运动员平时的训练环境尽可能地按照实际比赛来安排——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一点。”窃以为，在“举国体制”的质疑声中，我们的体育管理者未必找到了解决运动员心理问题的真钥匙。    
在一次次出现“反常”背后，媒体与舆论是否要做点反思才好？媒体做这些解读，甚至举着话筒去问人家“被赋予首金重任，心里有没有压力”的时候，他们似乎遵循着自己的“新闻职业精神”，但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奥运备战一盘棋”，这样的“职业精神”是否也需要设置必要的报道底线呢？
当记者在提出同样的问题、把话筒伸到举摔柔管理中心主任马文广面前的时候，马文广主任说，“假如确定奥运首金诞生于女举48公斤级，中国女举有信心也有实力冲击这枚金牌。”“我们在这个级别有两个出色的选手，她们更应该刻苦训练，提高实力。一旦确定她们要冲击首枚金牌，心理不能出现大的波动，要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这样的回答本来就有些“悖论”，因为大家都明白，一般情况下，越是强调“平常心”，心里越是已经“不平常”。谁又能说清，这些“不平常”，有多少来自比赛压力本身，又有多少来自舆论的压力？
顾拜旦在论述奥运精神时曾说：“奥运的精髓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健壮、更谨慎、更落落大方”，当北京高高地举起“人文奥运”大旗的时候，尤其需要好好咀嚼这样的精神。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家门口召开，无论怎么说，媒体、民众、舆论都已经无法成为独立的旁观者，大家有意识无意识，都已经成为号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大国，阐述奥运精神的一分子。当2007年第一个月，我们开始宣扬2008年8月举行的奥运会首金已经提前20个月“名花有主”的时候，似乎有其必要反问自己：我们是否在书写奥运精神？金牌面前，我们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平常心？是否做到了足够的“落落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