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是语文教材的核心内容，是语文课程实施的平台和支点，课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主体环节。正因为如此，《语文课程标准》对选取什么样的文章作为课文，规定了很高的标准：“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课文应该“文质兼美”，堪为典范。

但是，“文质兼美”的内涵是什么？涉及具体课文，如何辩证对待和处理课文的“文质兼美”问题？“文质兼美”的文章是否都适合学生，作为学生学习的课文？这些问题是必须认真思考，深刻把握的。本文仅就“质美”谈几点认识：

“质美”之辨义

一说到“质美”人们就想到思想性，确实，一度 “质美”被人们理解为具有思想性，甚至理解为富有政治性。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性越强，政治性越浓，越是被认为是“质美”的课文，思想品德教育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语文课甚至被上成政治课。

固然，“质美”具有思想性的内涵，也不排斥政治性内涵，但是这样去理解“质美”就狭隘、偏颇了。尤其是新课程标准背景下，课文的“质美”内涵是立足于人本意义的，应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角度加以认识和揭示。这样去理解和把握课文之“质美”，才是根本的、到位的、准确的。

教材在这一点首先做到了，比如那些所谓的思想性强、政治性强的课文在减少，代之以那些人情味浓、生活化强的课文，戴望舒的《雨巷》、郑愁予的《错误》、季羡林的《月是故乡明》、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汪曾祺的《胡同文化》、邵燕祥的《沉默的芭蕉》、黄蓓佳的《心声》等这些更加贴近生活，更加生动亲切的文章，被界定为“文质兼美”，走入教材，成为学生学习的课文。

教师在教学中，对课文“质美”的理解和阐发，也应从人本意义角度出发。这样解读课文，就更加切合实际，对学生也具有更加切实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和熏陶。

比如孙犁的《荷花淀》，从思想性、政治性的角度去解读，这是一篇反映妇女在抗战中成长，最后走上抗日前线的小说，但如果从人本意义解读，我们会发现这篇课文以抗战这个特殊的年代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意识的觉醒，是一篇具有倡导女权思想倾向的作品，尽管或许作者是处于无意识状态。

再如莫泊桑《项链》以前是从思想性政治性的角度解读的，得出的主题是讽刺和揭露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玛蒂尔德的小资产阶级虚荣心是导致她的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从人本的角度对课文加以多元解读，这就有了“诚信说”、“人生无常说”等更加人性化的理解。玛蒂尔德用十年时间，放弃了她追求的富贵生活，用踏踏实实地劳动，承担了她丢项链带来的后果，这是一种“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准则。主人公失去的是项链，以及自己追求的富贵生活，但却守护了做人的尊严，得到了道德提升。课文中有一句话：“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成全你，也可以败坏你”，有人认为这是文眼所在，丢项链是偶然的，但却导致了玛蒂尔德命运的彻底改变，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让人无可奈何。这种理解比较宿命，也比较悲观，但是却更加切近人的人生体验。

“质美”之辩证法

且看《孔雀东南飞》中男女主人公相约殉情一段：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按说，焦仲卿听了刘兰芝的诉说后，要问明情况，可是他却不分青红皂白，对妻子冷嘲热讽。按说，刘兰芝遭到丈夫的误解时，要耐心解释，可是她却不假思索，轻率地与丈夫相约以死殉情。有不少分析文章认为，这正表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反抗精神，在那个时代，面临的那种处境，两人惟有死，才是反抗最彻底坚定的方式。或许，这自有一番道理，但是这样的情节对现代的青少年学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现在不是有许多年轻人，爱情稍遇挫折，不就要以死明志，用生命来殉情吗？这种草率行为，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这种极端的不负责的做法，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补救的。从诗歌结尾“两家求合葬”看，无论是焦母还是刘兄，并不是不可以转变的。从“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看，社会上的人们也并不是麻木不仁到冥玩不化的程度。假如，刘兰芝和焦仲卿能够更冷静一点，能多方面寻求挽回爱情的途径，或许他们并不一定要付出死的代价。他们应该去寻求一种既维护自己的爱情，又能保全生命的方式。遗撼的是，他们没有去努力，甚至根本没有多想，以死殉情是一种毅然决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孔雀东南飞》整体堪称“质美”，但在局部上，至少在今天看来存在不足。

这样的具有负效应的课文在各种版本的教材中都不鲜见。比如：朱自清《背景》中关于父亲买桔子违反交通规则的问题，在当时自然而然，事属正常，但对现在的学生会造成消极影响。《愚公移山》中搬山破坏生态平衡，不如搬家效率高等问题，作为寓言，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但可能造成学生思想混乱。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写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及弥漫于文字之间的神秘色彩，固然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但透露出的那种逃避现实的思想和玄学成分，对现在的学生容易形成消极影响。韩愈《师说》将老师的职责界定为“传道授业解惑”，在现在看来已经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

课文的“质美”不是尽善尽美，不是完美无缺，再优秀的作品，都可能存在瑕疵，有的是白玉微瑕，有的甚至在现在看来疑似“问题课文”。这需要具有针对性地一分为二辩证分析，切不可对课文抱迷信态度，因为“质美”，而无视它存在的暇疵和问题，否认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质美”之恰合

“文质兼美”是就具体学生对象而言的，需要考虑是否“适合学生”，是否堪为学生学习的“典范”。就是说，课文不仅是一般意义的“文质兼美”，还必须恰合相应年级段的学生，只有符合这两个要件，才是课文意义的“文质兼美”。

同为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春》写出了春的美景、春的气息、春的声响，表现了作者对春天期盼、欣赏、陶醉、赞美之情。它是“质美”的，又是初中生能够接受的，所以这篇文章一般都被编在初中教材中。《荷塘月色》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矛盾”，还有人认为其中表现了文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桎梏。这样复杂、深刻的内涵，初中生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所以它一直都被编在高中教材中。

不同年龄段，学生思维水平、知识水平、社会经验都具有显著的差别，只有为学生所能接受的思想内容，才是“质美”的。否则再优美的文章，学生即使跳一跳，也不能发现其中的“美”，那也是不适合学生学习的。这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

一是教材选择课文不能仅仅从一般意义的角度，考察其是否最大程度的体现了“文质兼美”的要求，一定要同时从学生的层面考查其是否恰合学生，比如：徐志摩《再别康桥》有的教材编在高中段，有的编在初中段。这是不是都做到恰合呢？《再别康桥》内容很美，这种美是不是任意一个年级段的孩子都能理解得到把握得住的呢？事实上，《再别康桥》情感丰富、深刻，可能还很复杂，存在多元解读。让学生能够真正读懂读透这样的“文质兼美”的课文并非易事。像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比如郑愁予的《错误》、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庄子的《秋水》等，甚至同一版本的教材出现同一篇课文此时被编在这一年级段，彼时又被编在另一年级段的情况。这暴露了教材在编选课文时的随意性，或者对“恰合”考虑不一的情况。

其二，教师在处理教材时，要善于对课文的“质美”从学生认知心理、接受水平等角度加以阐释。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脉络清楚，扣人心弦，生动有趣，十分适合初中生学习，作为初中课文是十分合适的，但其中也有些内容为初中生认知能力之外的，教师处理教材就应简单一点，让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其中的神秘色彩，教师更要注意分析，让学生能够正确对待，克服负面影响。有道是：言有穷而意无尽。一篇传世之作，其思想内涵是处于不断深化认识过程中的，从年级段出发，进行有角度、有选择、有节制地处理，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同和接受课文的“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