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按照对所谓天道伦常的比附构建而成的，弥漫着浓郁的父系社会的气息，家庭中的父子关系，被“克隆”到了社会中的君臣关系，形成了一种等级分明的结构关系。

在孔子之前的封建时代，这种关系原则上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的，但是随着孔子将“君子”这个原本带有鲜明的血缘色彩的概念，一变而为基于个人的能力与德行水准的概念之后，就历史性地将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人所应当拥有的权利，从先天的血缘关系，转向了后天的知识与德行的累积。实现了两千六百年前的，对人性的大解放，对社会管理思想的大升级。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将国家交给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来管理的思想，逐渐生根发芽。

同时，那些原本仅仅是平民百姓的，因学而知之的孔家君子们，从此也在社会上以真理与道德的化身的身份，具有了“神圣”的地位。部分地继承上古神职人员的职责，那就是代表天道与正义，对君权进行监督与约束。

当然，在大一统的帝制时代，这种监督和约束毫无疑问是有限，然而也是确实存在的，因此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君权之间的一种抗衡，或曰平衡。其结果有两个：

第一，就是在君与民之间形成了一层“壳”，在使君权的根基更加稳固的同时，也对柔弱无助的民，形成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第二，为了维护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君权不得不对民权做出一定的让步；同时为了利用这层壳，君权也愿意对民权做出一定的让步。其表现就是，对将国家交给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来管理的思想的认同，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于是，这层壳又在实质上，成为了君与民之间沟通的桥梁，成为了君于民之间信息传递，与作用传达的过滤器，成为了国家之肾——即使能量的源泉，又是排毒减压装置。

然而，这一切在满清入关之后，发生了变化。因为，之前的孔家君子们，虽然在社会地位上，处于上下君臣之间，但是由于没有族类之分，所以说它是一层壳可以，说它是一层较为坚硬的膜也可以，因为它是融合在整个有机体之中的，是粘连一体的。

虽然，满清入关之乎，所谓满汉一体的曲调就不离其口，然而事实却是留发不留头的文化清洗，是大兴文字狱的文化阉割，是满上汉下的种族歧视。所以，无论怎样粉饰，都不可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满清入关后，在中国的社会中，又增加了一层与传统汉人社会基本脱节的满族贵族阶层。

于是中国社会在满清时期，形成了一种双壳结构。一层是由满清贵族组成的，真正的统治阶层，在上，在外；一层是由孔家君子们构成的，民间的领袖阶层，在下，在内。

事实上，明朝的倾覆，已经足以使孔家君子们的民间领袖地位发生动摇，因为他们没有尽到稳固社会的作用。但是，两件事是拯救了他们：

第一，满清吸取了元蒙的教训，虽然在对中华传统的残害上，几尽所能，但在表面上却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继承，甚至是虔诚。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概念，那就是“天命观”，其在本质上否定了统治者的族类限制，即任何人，只要能够给天下苍生带来福祉，就有资格来承续天命。

于是，在天命这块遮羞布的掩蔽下，作为亡国奴的孔家君子们的民间领袖地位得以保全。但是，其生命力却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原因事实上已经说过了，由孔家君子们构成的这层膜的生命力，源于君权与民权之间的一种有机的平衡，形象的说，它是生长在君权与民权的包夹之中的，由于君权与民权的无法分离，而使之既可以充当二者之间沟通的渠道，又从这种沟通中，获得自身生存的营养。

而满清入关之后，君民之间的这种平衡即被彻底摧毁——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必然是不平等的，因此也就无所谓平衡之说；既然没有平衡的必要，或者至少是这种必要性，仅仅是形式上的，或者其重要性被大幅度削弱，因此沟通的“流量”也就随之而下降；所以，依赖充当沟通的媒介，通过“流量”来获取营养，以保持活力的这一层壳，就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生命力与柔韧性，而越来越象一层壳了——坚硬而易碎。

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在经历了蛮族入主的阵痛之后，勉强维持的完整性，在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击下，终于出现了裂隙。因为，这会来的入侵者，并不想要统治这个国家，而仅仅是想将它作为一个提供营养的寄生体，来不断地吸取它的养分。换言之，即使孔家君子们，想把天命的帽子扣到西方列强的头上，也扣不上去了——人家连把这里当做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的心思都没有，因为那样还需要派一帮管理者来，将会导致利润率的降低，所以只想借助现有的管理者，帮他们照看好这个肥美的血源，保证他们的每一口，都能吸出足够的满足感来。

没有了天命这张遮羞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壳”——作为顺从的回报，征服者具有对被征服者的保护义务，这是世所公认的强盗法则——又失去了保护功能。由孔家君子们构成的这层壳，在民间的合法性，以及其对民间的保护功能，也就是渐渐消失。一言而蔽之，人民的怀疑与恐惧，使它开始出现了裂痕。

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所谓的洋教得以在底层民众中快速传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是的洪杨乱党得以打着一面土洋结合的大旗，就能建起一个所谓的天国来——“太平”是中国传统中的一贯憧憬；“天国”则是从洋和尚那里抄来的概念。

概而言之，洪杨乱党所凭借的无非两样：

第一，以汉民族为代表的中原各族人民的排满情绪；

第二，民众对传统——不仅对正统的传统（儒家思想），也包括对反正统的传统（白莲教等本土“革命”思想），产生了未必清晰，但一定巨大的信任危机，即不再相信，或者至少怀疑它们的有效性，于是转而从潜意识中，倾向于对外来理论的青睐与尝试的冲动。

而，表现在太平天国各种政策中的严苛特征，则恰恰是人们在现实的恐惧，与对未知的憧憬的共同作用，做出的一种反应。简单的说，出于对摆脱现实的恐惧，获得未知的美好的急切心理，于是人们宁愿用自己所承受的痛苦，来购买转变的发生。即如某些以苦行僧的心理一样，此时苦难是付给神的赎金，换来的将是憧憬中的美好。所以，对现实的恐惧越甚，摆脱的恐惧的心理越急，人们就越愿意承受更大的苦难——此时的苦难，带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安全感，幸福感。

所以，洪杨之乱虽然被扑灭了，但是天国的幽光，却隐隐地找出了之后百十年间中国的发展之路，两条：

第一，只有外来的，才可能是正确的。

第二，只有更激进的，才可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