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说辞编织的多么动人，理论构建的多么高尚，不能否认的是，千百年来那些将青春献给四书五经，锲而不舍的往来于赶考路上的学子们，绝大多数都怀揣着一个当官发财的梦想，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明朝当官却是一个高风险的穷差事，所谓高风险，就是明朝的皇帝们从他们的前辈蒙古皇帝们那里，学会了个打板子的病，哪个大臣惹他不爽，就很有可能被当庭扒下裤子，打上他几十大板……，至于太监、锦衣卫的手段，那就另说了。

就是这样一份高风险的职业，收入还少得可怜，而且基本不涨工资。按照明朝的规定，当朝正一品大元年俸1044石（大米），一个正七品的县令年俸90石（大米）——明初建立的实物俸禄，虽然今天看起来既可笑又寒酸，但是能足额按粒的将这些大米扛回家，对明朝的官员们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因为这些俸禄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兑现过，取而代之的是，只有非常说的一部分象征性的以实物支付，剩下的则是折算成纸币来支付的。一方面折算过程本身就严重的不合理，在将俸米折成纸币的时候，是按照朝廷自己臆想的（低）价格折算的，远远低于市场的实际价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根本没有任何储备作为保障的纸币，几乎从发行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张废纸，或者说是洪武皇帝自己过家家用的玩具。所以，一个官员实际得到的俸禄，大概只有本来就低得可怜的标准的4%左右。

古往今来，谁敢比大明的官员更穷！

后来，随着白银的大量涌入，和政府财政的逐步改革，官员们的俸禄逐渐转变成了用银子支付，这就能让我们这些后人们，更直观的感受到明朝的官员到底有多穷了。还是以正七品县令为例，换成银子之后，其年俸是27两半。如果按这个官员，奉养一个长辈，娶两个老婆，生两个孩子，在有书童佣人各一，算上他自己全家8口人，年人均生活费不到三两半。就算明朝时物价再低，这个数字也很难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

明朝的官员就是这么穷。

但就是这么穷的官员们，却在人们面前展现了另外一幅画面，官员们非但过着非常体面的生活，住在按照他们的俸禄，不吃不喝几辈子也买不起的宅子里，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自己或高雅，或低俗的兴趣爱好，高雅的著书立说刊行天下，低俗的狎妓养妾，甚至养个戏班子……

造成如此戏剧性的差异的原因是，明朝官员的收入（不是俸禄）是双轨制的，一轨是皇帝知道，也愿意相信的俸禄，另一轨是皇帝也知道，但不愿意相信的灰色收入，即所谓的“常例”。

常例是百姓们在缴税的时候，按照2%左右的比例奉献给各级官员的，然后再通过“礼物”的形势，进一步渗透到那些，不直接参与地方管理，不能直接跟“常例”沾上边的官员们。后来，尤其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推行之后，百姓的税赋和官员的俸禄都变成了银子，“常例”也变成了更著名的“火耗银子”，所谓“火耗”就是将散碎银子熔铸成银锭的过程中，出现的损耗。其正常的比例大概在1-3%左右，但是随着官员们胃口的增大，这个比例逐渐加大到了主要税赋的2-3成，和次要税赋的7-8成。

这样就可以给每个官员都再补上一份客观的，也是占主体部分的俸禄。所不同的是，这份真正让天下士子为之趋之若鹜的俸禄，却不是出自国库，却不用让皇帝自己来支付，而是在他的天下子民之间（官与民）自行解决的。表面看来，皇帝/国家不仅省下了一大笔银子，而且，还可以将所有的官员都置于道德低下，行为腐败的位置上，必要时可以随便就可以找到整治他的把柄，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嗤之以鼻，给自己一点心理优越感。

但是，不知道明朝的皇帝们想没想过，当官员习惯于被置于道德低下，行为腐败的位置上之后，实际上就已经自己习惯于将自己置于一个，没羞没臊的位置上了。换言之，这种自欺欺人的制度，造就了成批的没羞没臊的，视贪污腐败为常理的官员——非独明朝如此，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奉行这种基于对人格蔑视，或奢望人格无限高尚的制度，最终都只能是整个官僚机构的群体性、整体性的没羞没臊。

当然可以痛斥官员们的贪婪与无耻，但有句话说的更有道理——“这种有组织的腐败，与其说透露了道德的败坏，不如说揭示了制度缺陷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人腐败，是道德败坏，成群的的人腐败，就一定制度问题——制度的道德败坏。

至于，明朝的制度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