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明洪武，毫无疑问这两位应当算得上光照明史的两颗巨星，细想起来还真有一条暗线将这二人拴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

这条线就是明洪武创制的那套集天下大权于一人的制度。

因为这套制度在执行上，对执行者本身的素质要求太高，所以自洪武帝撒手人寰之后，就没有第二个皇帝能够真正把它用好，就连他的那个自认为能够经天纬地制裁的四儿子也不成，所以这一制度成了套在明朝脖子上的一条橡皮筋——慢慢的收紧，直到将最后一点阳气也挤出体外。

所以如果用一个线形图来描绘明朝的国力，基本上是一条一泻千里的大斜线。但是这其中在万历初年有了一次显著的波动——国力在短时间内有了迅速的恢复与蹿升。这正是张居正担任首辅，独揽大权的时候。

由此，张居正成为了一个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传奇性历史人物。

这里边，固然少不了张居正本人超凡的才能，但更关键的原因则是：张居正这个人，与明洪武创造的这种制度之间，形成的一种共鸣效应。

一方面，明洪武创制的集权制度，其发挥效力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求运用权力的人，具有超凡的才能，对社会深刻了解，以及旺盛的经历等等。其实只要中间的那一条——对社会深刻的了解，就已经彻底断绝了任何一个后世之君的贤君之路，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深刻的了解。所以，虽然洪武帝的本意是摒弃那些让他瞧不起的文人，但实际上在他的这套制度下，只能将国家的兴旺寄托在一个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臣子身上，张居正恰恰是一个这样的人。

另一方面，在施行丞相制的朝代里，原则上说任何一个大臣，都不能完全的独揽大权，因为自唐以后，所谓的丞相制，实际上是集体丞相制，即同时有几个人同时都拥有相当于丞相的官职，决策是这些人共同议定之后做出的。这种现在被叫做分权、民主等等的方式，在杜绝因为某个人的偏执与冲动，陷天下于危难的同时，也阻碍了一些暂时不为世人所理解，但却对国之未来有深远意义的主张的推行。但是明洪武创制的这套制度，却可以让张居正摆脱这些束缚。他可以将他的种种想法授意给其他官员，让这个官员写一道奏折上来，然后利用自己首辅的权力，在奏折上附上“票拟”的意见——“我看行”，最后由已经被他搞定的司礼监太监，替当时年纪还小的万历皇帝签上朱批——“那就行”。于是他的想法，就成了皇帝的想法，成了国家的法令。无需任何人的参与，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干扰……

在那金色的岁月里，他成了明朝实际上的皇帝。正因为如此，才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让一个国库无银，太仓无粮的大明，重新富足起来。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他这一次积累下来的财富，明朝恐怕就不用等到崇祯朝了，在万历时代大概就会支撑不住了，至少东南沿海一带，很有可能被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等这些国家，给瓜分了去。

因此，是明洪武的集权制度成就了张居正，同时张居正也在明朝历史上，唯一一次验证了这种制度的潜在价值。但遗憾的是，这种事情并不带有任何必然性，是不可复制的偶发事件。当一个制度，是将国家、民族的利益，寄托在一种对“幸运”的假设，或者期望之上的时候，这一定是一种错误的政策。

无论它是寄望于一个好皇帝，还是寄望于一群公而忘私的好官员，还是寄望于一群无知奉献的好百姓，都是错的！因为这既与人的本性不符，也与上帝的心思不对，更要命的是与比上帝更无情的数学——概率的基本规律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