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以法治国”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不二选择。然而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还曾经有另一种治国策略，那就是中国的以“孝”治国，翻译成现代的词语就是以伦理治国。

在讨论二者的优劣之前，必须要承认一点，无论以什么治国，法律都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所要讨论的是，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堪称巨大的问题，坦率的说本人至今也未能完全的参透，因此只能就两个问题来进行一种初级的思考：

n         法律的基本功用是什么？

n         以法治国观念产生的渊源

法律的基本功用是什么？

众所周知法律是一个国家/组织通过人为制定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一套行为准则，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制性——生活在此国家/组织之内的人，必须要遵守相关的法律，即使他并不认同，否则就会受到处罚。

因此法律的基本功用，从表面上看，应当就是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但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要通过惩罚违反法律的人，来提高他们违法行为的成本，在违法和守法之间实现一种平衡。

就后者而言，法律的正确运用，应当是以“不得已”的情况为背景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组织在构建法律的时候，应当以威慑、劝阻为目的，而非以惩罚为目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运用的一种非正常手段，那么如何可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使用呢？难道一个国家/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时刻去准备应付“不得已”的事件吗？为什么一个国家/组织不能创造出一套能够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行为方式，让人们自觉自愿的走入这个方式之内，从而尽量避免“不得已”的事件的发生呢？这些问题，个人认为又可以通过下一个问题，来做稍许解释。

以法治国观念产生的渊源

任何一个当过领导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属下总是不听话，不服管。同时也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梦想——最好所有的属下，都能够像机器那样，准确而没有异议的听从他的指令——这个指令如果是由国家/组织制定的，就是法律了。

为什么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总有一条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很多人不愿承认的，那就是：这样一来，管理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容易。

反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所谓以法治国的观念，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这简单、容易二词之上呢？

可能很多学法律、搞法律的人，对此会大不以为然，不要紧看一下法律产生的渊源。

法律这样的一种非自然的、人为创造的产物，一定是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根据人类自身行为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什么事情是必须要通过类似法律这样的手段，来强行约束与贯彻的呢？这个不难理解：一是祭祀，二是军事。因为这两件事，都是关系到部落整体的事情，因此必须限制个人意志的自由。其限制的结果，或者说目的，都是为了让决策贯彻起来简单、容易。

祭祀说白了就是神的事情，这种事情自古至今都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所以即使在远古，应当也会有人对所谓的神谕怀有异议。而对于主持祭祀的人来说，除了使用强制手段，来从根本上打消这种“怪念头”的产生之外，应当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否则他就得找个活上帝放在人们眼前。

军事说白了就是一场赌博，如果让一个军事统帅对他的判断做出绝对的保证，那就是让他玩俄罗斯轮盘赌。

对于这样两件，根本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但又必须做出决策，而且其决策又关系到整个群体的利益的事情。恐怕没有什么比无休止的争论比较更愚蠢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简单、容易更重要的了。

因此就其渊源上说，法律是为了能够简单、容易的解决某些重大问题而产生的。

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得出一个推论，当管理者/统治者能力存在一定缺陷，只能应付简单、容易的局面的时候，就会更加倚重法律呢？

个人认为，基本是这样的。或许还要补充一条：当当管理者/统治者希望通过简单、容易的方式，来进行管理的时候，也会更加倚重法律。

二者的差异是，前者是能力问题，后者是态度问题。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

以元朝为例

千万不要以为当年的蒙古人，是一群不懂得法律的重要性的“野蛮人”。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军事化的社会的成员，他们是将法治建设放在首位的，他们的所有政治建设中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了“断事官”。

必须明确一点，水平和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尽管有元一代的法制建设水平并不高，但是他们依靠法律来管理国家的决心和态度是坚决的。这一方面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御史台对官员的监察机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法制并没有给元朝社会带来真正的安宁，这不仅是因为其所运用的法律体系的混乱与落后，更是因为法制本身所难以避免的一个悖论——谁来监督监督者？

固然可以设计更复杂的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在逻辑上形成一种看似合理的制约关系。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机构的臃肿，官员的泛滥，行政效率的低下。而且也不能杜绝一种更加可怕的可能——各个机构之间，通过权利的制衡，和利益的交换，最终形成一种或明或暗的默契，使所谓的监察与制约，变成一种官场的游戏。游戏的结果则是，在官员们领到作为游戏的参与者，而应得的那一份薪水之外，把剩下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刮取私利的行动中。简单的讲就是——上班就是演戏，下班才是工作。

因此，仅仅是官方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仍旧无法真正实现有效的法制。还必须有一个超出官场之外的仲裁者。那么这个仲裁者是谁呢？

皇帝？显然不可能。首先在技术上就难以实现，要求一个人，全面的监控/仲裁成千上万个，经过层层选拔，个个聪明过人的官员的行为。除非他是上帝！其次，在逻辑上也行不通，现代人往往误的以为，皇帝是完全凌驾于官员之上的，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皇帝不过是整个官僚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他的存在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价值，就是向民众证明，现行的这套官僚系统的合法性而已。

不是皇帝，又是谁呢？谁才能拥有如此的权利，可以监控天下的官吏呢？难道是上帝吗？此事在元朝，以至整个中国古代时期，显然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中国曾经有过，但仅仅是个雏形而已）。直到近现代，才由西方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通过舆论，让全体人民来监督。正如西方现行/鼓吹的一样，仿佛是合理的一塌糊涂。但是随之而来的仍旧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谁来保证公众舆论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因为，任何人在做出判断时，都难于完全超脱个人私利，而站在一个完全公允的立场上；任何人在做出判断时，都需要足够的相关信息，进行必要的参考；任何人在做出判断时，都需要具备足够的相关知识，来作为判断的依据。

普通民众，能超越私利来思考吗？普通民众，能具有足够的背景信息吗？普通民众，能具备足够的相关知识吗？

显然三个答案都只能是否定的，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公众作出的判断，充其量是保障眼前利益的最佳方案。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来说，“眼前利益”非但是短视的，而且很可能是有害的。也就是说，将最终仲裁权/监督权交给舆论/公众，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将国家/民族的发展引上一条，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危险的道路。一句话：行不通。

在元朝行不通，所以法制给它带来的，除了更加庞大的官僚机构，和随之而来的更加沉重的经济包袱之外，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好处。在今天也未必行得通，看看整天靠借钱过日子，四处充老大又碰壁的美国人，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