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文言文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的孩子们，在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就被他们那些同样二胡的父母送去学英语了，但是却没有一个父母会认为他们的孩子应当从三岁开始，认真的学习这种曾经让我们的祖先引以为荣的，至今依旧流传在世间的一种，洋溢着智慧的光芒，和贵族的气息的优美的语言。

但这并不是文言文第一次遭逢遗弃——希望也不要是最后一次，真正的第一次应当发生在蒙元时期。在元朝，文言文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失去了官方语言的地位，同时白话文的地位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关于蒙古人为什么没有像契丹和女人那样，继续接纳文言文作为他们的官方一言，至少是其中的一种的问题，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n         文言文的基本特点

n         文言文对社会的影响

n         蒙古的特殊视角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在元以前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中国始终同时使用着两种语言——文言文和白话文，这并不是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的，而是同一民族，甚至可以具体到每一个中国都能够（至少被允许）同时使用的两种语言。所不同的是，文言文是正式的官方一言，白话文是普通的民间用语。文言文的基本特点，个人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         准确性。文言文中的许多词语，都较之白话文更加精准，这一点可以在阅读时清晰的感觉到，许多今天看来就是表达一个动作的词，在文言文中是需要拆开来理解的，即是两个相近但不同的动作；

2.         宽泛性。文言文中的许多词汇，都可以同时兼有多种词性，比如既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名词，往往在一个句子中，按照这些不同的词性，都可以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且这些由关键词的按照不同的词性做出的理解，又在基本相似的同时，存在有细微的差异。这就让文言文的一句话，可以拥有更加宽泛的含义；

3.         专业性。这是文言文最重要的一个特性，由于其特有的表达方式，决定了使用者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包括这种语言的种种基本格式与规律，还要包括大量的为这种语言提供表达内容的知识储备——即引经据典时要用到的经典。

在此基础上，第二个问题就很容理解了。由于文言文的特殊性、专业性，就注定了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使用的语言，虽然国家不曾命令禁止某一群人去使用它，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听得懂的外语。其难度估计不会比今天看着日语中的方块字，来猜整句话的意思，简单多少。所以它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就是，合情合理地对社会进行了划分——一类是受过文言文训练的人；另一类是没有受过文言文训练的人。如果稍微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将文言文作为一项技能来看待，那么这种根据某项技能的社会划分，对应的就应当是社会分工的划分。这种分工简单的说，就是社会的管理者，和社会财富的生产之间的划分。而为了成功的掌握和运用文言文，所作的那些训练，和相关的知识储备，则是被中国社会认可的，用来管理社会的基本工具。也就我们今天常说的儒学经典。

有了上述两点，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蒙古人，不能接受或者说没有接受文言文，来作为元朝的一种官方语言。

因为，接受了文言文就必须同时接受，其背后的那一套所谓的经典。将文言文作为官方语言，就等同于将它背后的那一套经典认定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原因很简单，一旦文言文成为了语言，其官员就必须通过学习儒学经典，来逐步真正掌握这种高深的语言。这个学习的过程，毫无疑问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至少也是一个影响和渗透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一段时间之后，儒学的治国思想就会迷漫蒙古人的整个朝廷。这对于蒙古人讲，不仅是难以接受的，甚至还可能的不可接受的。

这其中的原因，则来自于蒙古人至今仍旧引以容的空前成功的军事征服，和由此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开阔的视野。在此之前的任何一个草原民族，除了自身和身边民族的简陋之外，见过的所有的繁荣与奢华，都是来自中原。而蒙古人则不同，他们看到了西亚，甚至欧洲的文明，虽然没有中国这么富庶，但未必不华丽，更未必不更合乎他们胃口。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把向中国学习，作为通向富庶生活的唯一选择。事实上，他们很可能认为通过色目人的盘剥技能，就是通向财富的一条更快的捷径——与农民和读书人相比，显然商人与军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出于对本民族优越性的超级自信，同时也是为了突出和保持这种优越性，再加上对中国尤其是南方纵横交错的水网，无比庞大的人口的心理畏惧，所以蒙元政权可能从骨子里，从一开始就对文言文持有，强烈而明确的排斥态度。这也就注定了，它必然是短命的，因为至少到它的那个时代为止，中国行政管理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也是对农耕经济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最有效的。

换言之，蒙古人作为征服者的民族意识，成为了他们在政治进步上的脚镣。相比之下，后来的满清确实是进步了不少，二者的对比将在《一条被拴住尾巴的草原狼》一文中，用一精妙比喻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