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创作的想法，跟我对爱情一样。

创作像爱，是随时、随地、随意的。

一开始我并不这么想。大学刚开始写作时，我觉得写作前要斋戒沐浴、寡欲清心。写每一个字都要呕心沥血、如雷灌顶。

那时我不到20岁，是个文学院的学生。没课的下午，我坐在图书馆的窗前，看着窗外一大片草地，和窗内更大片的典籍。我拿起一本比我还重的书，搬冰箱似地放在桌上。然后可以一动不动地，看到晚上十一点。

当时我觉得，只有经典才是文学，而文学好过现实世界。当我能读到罗密欧与茱丽叶的凄美爱情，谁管班上联谊的对象是哪一系？当我能欣赏《湖滨散记》的字字珠玑，谁要跟朋友去清境农场健行？大学四年，我交了很多女朋友，但她们都死了。或者说因为她们是书中人物，所以从来没有活过。

而我，似乎也活得不真实。

大学毕业后去当兵，没办法整天坐在图书馆研究文学了。在早点名、晚点名、莒光日、夜行军时，我手中拿的，从小说变成步枪；嘴巴念的，从《三国演义》变成《三民主义》。但这并没有妨碍我胡思乱想。那时开始，我研发了一种身心分离术：口中可以高唱「缅怀先烈莫辜负创业艰辛，发扬光大尤赖我」，心里想的却是伊莉莎白和达西先生倒底会不会在一起？

那一刻我体会到：文学的感觉，未必要靠文学的情境。

当完兵后我去美国念企业管理，离文学当然更远了。每天必读华尔街日报，我总是忍不住，花了不成比例的时间，读最后一页的作家采访或新片影评。那时候上课的讲义很多，根本没时间读教科书，更别说读文学书。但我还是请朋友寄给我年度的小说和散文集，企图赶上台湾作家们脑子里的东西。

坦白说，那两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能写出句点。那时觉得我的写作生涯，大概就此告一段落。

但虽然我江郎才尽，生命却依然精彩热映。当留学生时，我认识很多留美华人。我们在新大陆过着高科技的舒服生活，心情却像满清末年般寂寞空虚。我没时间把这种心情写成故事，却开始把一些画面、声音、对话、情境，三言两语地记在笔记本上。那两年，我记了40本笔记本。这一页是「边际报酬递减法则」的曲线图，旁边一页是一对华裔夫妻吵架的实录。

那两年，我没有完整的作品，却有很多零散的观察。毕业后我时间多了，就把那些观察写成了《旧金山下雨了》。

《旧金山下雨了》之后，我体会到创作未必要卧薪尝胆、即知即行。如果生活方式不容许我们创造「作品」，那我们就先经营「感觉」。就像爱，如果两个人各有男女朋友不能在一起，那就先搞暧昧。

几年后我回到台湾的企业界工作，身旁既没有文艺气氛，也没有文艺人。但我写作的数量，反而急速上升。这倒不是我突然变得有才气，而是台湾有太多题材可以发挥。与天下太平的美国比起来，台湾倒处都有冲突，天天充满焦虑。媒体报导着极端的个性和行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像我俩没有明天。开一个会、吃一顿饭、逛一次街、看一节新闻，我就可以看到10个鲜活的小说人物。在台湾，现实比虚构更诡异。这样的社会苦了老百姓，却乐了创作者。

刚回台湾那几年，我认识了很多单身男女。我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成了《蛋白质女孩》。 《蛋白质女孩》原本是人间副刊的专栏，每周一次。那时我爸爸生病，我下班后去医院陪他。他睡着后，我就拿出笔记本写。在病房昏黄的灯光下，重现街上和人心中的魔鬼灯。写到一半，爸爸醒了，我就先放下。也许接下来那个晚上都没时间写了，也无所谓。这样「断断续续、仆伏前进」的写法，却写出我最有趣、最畅销的一本书。 《蛋白质女孩》之后，我更相信写作的关键在于前端的体会，不在后端的执行。灵感都在滚滚红尘，不在安静的书房里。

所以我后来的爱情小说，像《61 x 57》、《倒数第2个女朋友》，都是我的城市「摄影集」。我走路，我逛店，我坐捷运。我看人，我偷听，我认识陌生人。任何场景、情境、对话、噪音、气氛、感觉、面孔、身材打动我时，我立刻记下来。以后当我虚构一个故事，这些素材就成为那虚构骨干上的肌肉。写小说最难的，就是肌肉。

我喜欢这种随时、随地、随意的写作方法，因为它让写作和生活合而为一。今天我出去兜风，我是在写作，还是生活？我不知道，也不重要。走一走，如果因此而得到灵感，很好。如果什么都没有，至少活过。大学时我觉得文学好过现实，现在我觉得文学来自现实。写作是二手的人生。我永远要把最好的时间和心情，保留给一手的生活。

这种写作，跟爱一样。爱没办法订立目标、预算、时间表。爱没办法闭关修养、奋发向上。最真的爱，总是措手不及、现买现卖。就像最好的灵感，都在地铁站的月台。

写作，是所有的艺术创作中最平民化的。它的技术门槛很低，任何人都可以创作。但它的内涵门槛很高，所以好的作品不多。我写过好的，和烂的东西。对于我的烂作品，我并不后悔。

用随时、随地、随意的方式，自然就有烂作品。就像生命中，总有一些日子我们试着忘记。但我不会因此停止生活或写作，我也希望你不会因此而停笔。去写，去爱，去呼吸，如果你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我，别忘了把我写进你的小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