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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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的人斗另一半人,以前被斗的人是坏人,后来斗人的人是坏人。照此推理,所有的人都是坏人。
虽曰文人的重量,比鸿毛还轻,作为独立个体的文人,被鲁迅骂过的,以前以为是坏人,实则都不是坏人。不同于无病呻吟的无害之作,他的文章具有引导与规约的力量,其《我还不能“带住”》云:“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被他横眉冷对过的人,有胡适、蔡元培、章太炎、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成仿吾、吴宓、废名、梅兰芳、郭沫若、陈西滢、章士钊、李四光、沈从文、施蛰存、戴望舒、朱光潜、邵洵美、邹韬奋、欧阳兰、梁漱溟、钟敬文、杨荫榆、蒋梦麟、高长虹、张天翼、苏雪林、林徽因、叶圣陶、老舍、茅盾等等文人,当然也包括吴佩孚、段祺瑞、张学良、吴稚晖等等的政客。宁冷其头,勿其冷足,面相代表性格,其倔强的发型成为生命密码,惊乍树立,不曾披靡。他的对面站着两个人,一个被骂了,另一个也被骂了。有砖有瓦有官府,被骂者并未因言过其实、夸大其词而对簿公堂,此乃江湖规矩。
有想法,有主张,便有观点;有欲望,有求取,便有斗争。其骂胡适“能言鹦鹉毒于蛇,好向豪门卖廉耻,一个出卖灵魂者蒙着公众皮的伪学者”,胡则未予回应,由此被人以君子风度赞赏;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由于选入中学课本,广为流传;骂郭沫若,“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东洋狗,到了眼前,哦。原来是沫若先生”。被骂者当然不顺畅,然不被鲁迅指名道姓数落一番,真就算不上民国文人。殷海光说“名声像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常比本人大”,此也包括被骂的影子。人死一切归虚无,之后守雌守默,缄口不论旧账。评论不是定论,是争论,没有了对手,还争论什么。自古男不和女斗,被骂的苏雪林始终咽不下这口气,由此不依不饶,生前骂不过你,死后不到一个月便扯起了反鲁大旗,称之“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荐,无廉无耻”或可议,称其杂文“一无所取,祸国殃民”,便有些狂言瞽论了,且如挖空心思的莲藕,一骂几十年,关键是她高寿,享年102岁。齐白石有讽喻画“人骂我,我也骂人”,鲁迅被骂的次数自然也多,却是骂遍民国无敌手。陈独秀于1937年11月21日写的《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尝言:“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 吵架比吃饭还平常,自就不会太当回事,对待被骂者,话虽过,问心无愧即是。
其也自知尖刻,较之骂人,实则多数时间可与人共。望之俨然,接之也温,许寿裳嫁女宴上,其竟提前三小时到场,其间自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1902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与许寿裳相识,可谓一见如故,之后一直保持着好感。鲁迅一生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友谊最稳的许寿裳,是其永远的好人。1927年,鲁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上任伊始,即刻推荐许来任教。一到广州,鲁迅当晚便为之接风,次日照例如此。许要付钱,鲁迅坚持不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
就生活而言,越简单越快乐,然人性复杂,好坏同在,所有的合理,皆造物主设计。好人坏人,非白即黑,两者之间,尚存有不好不坏、不黑不白的大多数。鲁迅笔下所描述的国民劣根性,在这些人物身上悉数具备。赵树理以善写中间人物著称,也因此被认为是以邪言荡人心,当作黑靶子受到批判。较之正人心、翼世教、广学识、弘风雅的所谓正面人物,这些灰色角色,更是吸引人,似乎写的就是自己。每个人都拥有这一个主观世界,有的人喜欢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快乐,有的人喜欢你,是因为你就是他的快乐,由此走进那个人的心灵,暂时分享其对世界的态度和反应。
这些大多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所谓的浊,即在某个适宜度,聚合为乌合之众,施展出平庸之恶,人性的罪恶,由此充分展示。善人有操守,恶人无底线,人性有善恶,制度也有善恶,有道是古今圣王难见,恶制却层出不穷。人性中具有幽暗意识,恶的可能性随着善的可能性而增长,许多人装作善良,且一装便是一辈子,那是没遇到滋生恶制的温床。即便杰出人物,也逃不脱此般命运,有人便说肖斯塔科维奇歌颂斯大林,无损于他的音乐,庞德拥护墨索里尼,无损于他的诗歌,海德格尔支持希特勒,无损于他的哲学。
话语权再大,大不过时间的考验,理智是最后的判官,赵树理笔下的中间人物,至今仍不过时,而被“三突出”的高大全人物,却有悖人性,如此之假。文学领域的孤峰,互不相连,海量传世作品中,一些过去的经典,历千万祀而不衰,现在仍是经典,其共同特征,除却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便是描写的真实性。纳博科夫在论及果戈理写作《死魂灵》第二部时说:“一个作家开始对‘艺术是什么’‘艺术家的责任是什么’之类问题感兴趣时,他就失败了。”文学艺术的目的,是在痛苦的灵魂中产生一种和谐与安宁,从而治愈不安。果戈理曾提出既要描写民族缺陷,又要描写民族优点,以帮助读者保持后者,克服前者。
晋人说某人“灰”,含义广泛,一则在不否认的同时,表明其人时常做些人性之内尚可容忍的篓事馊事。一些民国文人因了有趣故事,坊间犹记,这些故事有因春秋大义,而成佳话美谈者,也有因篓事馊事,而成地摊文学反复演义者。有趣的人,必有有趣的灵魂,孔丘盗跖俱尘埃,后之人犹今视昔也。人活世间,偶闻偶见些有趣之事,自己也就不再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