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推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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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的影响,已然超过新闻平台。那里有永恒的铁饭碗,新技术在各领域快速普及应用,传播模式、传媒手段随之更替。草埋幽径,间有瓦砾,当年的报刊也曾有过非凡作用。
清末,随西风而来者,尚有新闻纸。四民之困于儒腐之说者久矣,报纸一现,齐州以内互通,万国之间互联,这种新的时空组织形态,生发出生存交往的另一层面。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国人可跳出坐眢井以议天地之局限,与齐州以内、万国之间,实现相遇相交、互通互享。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可见之。
报刊一经出现,即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不过一份大众报刊,读之心目为之朗,茅塞为之开,唐才常《湘报序》为此道:“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佰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除舞弊、达民隐之外,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报纸的作用预想不到,消息传播之外,思想随之。山河失色,江湖却不寂寞,各种思潮因时乘势,物各竞存,最宜者立。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社会思潮”有过精彩的解释,“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化,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起初救亡图存,之后洋务实业、维新立宪,鼓吹革命者紧随其后,潮水涌动,变迁步伐越发加剧。革命思潮对实行手段、侧重思想、构建社会形态有所分歧,进而分化出民族主义思潮、尚武思潮、国粹思潮、社会主义思潮。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求同存异,分劳分工,辅车相依,合力并进,均以推翻满清统治为同一目标。
朝政败腐,国困民贫;沉沉大陆,遍是愁城;莽莽神州,已无净土。国家不强乃政府恶劣,非国民恶劣,故走向革命,必然而然。甲午战败,朝野震惊,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救国方案,并以报刊媒介为传播途径。梁启超无疑是报端明星,不文不白,似骈似散,落笔辄为人所传诵,且议论新颖,群相呼应,其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中指出中国衰败原因,在于“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较之先前的温和,行文不再谨慎,论调日趋激烈,用词虽过不为过,其旨在激发国耻,挽救颓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原本主张立宪,笔触现实,脚力自大,呈现出抗争者的勇姿。即便僧人,也为此愤懑不已,八指头陀即有诗云:“青天欲坠云扶住,碧海将枯泪接流。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如此沉闷诗篇,令人流涕不已,也令人愤怒不可止。作为学人的章太炎,也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其《正仇满论》直言满清政府制汉不足,亡汉有余,“处于今日,非推翻清朝政府不可,非革命不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其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有拔剑起舞、发冲肩竖之怒。
大声疾呼,海天同应,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一举成功,其所依靠的不外乎军队之力与报刊舆论之力。毕其功于一役的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的《在上海民立报之答词》中总结革命成功经验:“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地位者,因能以一种理想普及于人人心中。”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此次成功,虽属意外,然天意即人心。
以小见大,探微知著,人心所向,势不可挡。清末社会变革的推动之力,首在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