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兴，干戈相寻，内地教育界、文艺界人士开始进入远离战火的西北考察。民生异质，土地异宜，风俗异尚，物产异用，人迹往来绝少的青海对于内地人而言，就是异域。对于为胶着战事所困者而言，中华无此整山川，这里就是世外桃源，有着一山一川、一花一草的欢喜。

1939年7月，导演郑君里在青海草原拍摄电影《民族万岁》，王洛宾随剧组顺道采风，由此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期间作者与藏族少女卓玛产生过一段感情，清辉玉臂寒，牧鞭轻轻打在他的身上。不同于内地人的礼教束缚，藏民族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豪放，那少女如一檠炽烈的灯盏，令其春心不眠，神魂颠倒。陕北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之谓，宁夏有“中卫的丫头，固原的汉”之说，其“汉”未必长得好、且斯文那类，乃敢作敢为、吃苦耐劳之属，至于婆姨丫头，当有情有义、有声有色之属。日复一日地上演，虚伪是一种累，这样的女子，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多少有些因缘果报的成分，这是王洛宾的幸运，似乎也是作为音乐家的责任。风来得刚刚好，躺在阳光的草地上，便能心无挂碍地融入大自然，半在诗中半酒中，一挥而就完成之，成为其一生影响最为广大的作品。艺术是情感的储存方式，票根于音乐里的故事记忆，朦胧又清晰，忧郁又欢快。虽为情歌，歌中有所渴望，其中的毡房羊群，一时成为时人的远方。音乐无需诠释，此歌迅速传遍全球，成为人间美好生活的图鉴，成为美好中国的音乐符号，作者也斐然可列大家之林。

1943年，国民政府以增强抗战能力为由，派罗家伦为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西北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考察青海时，其以词为文写下《青海青》，“青海青黄河黄，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浩浩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此诗随心怀忧伤的罗家伦渡海入台，作曲者为有“台湾合唱之父”之称的吕泉生。

德拉克洛瓦说遇到一幅好画，是眼睛的节日，可否引申为听到一张好歌，便是耳朵的盛筵。“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玛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如同写过“青海长云暗雪山”的王昌龄并未去过青海，创作《中华民国颂》的刘家昌，也没去过青海，却同样以青海为符号，替青海添彩色，显然是受到了前两首歌的影响。音乐乃心境写照，这首歌有过许多演唱者，还是邓丽君最好。

天文垂象，盖以示人。此青海已非具体所指，已然辽阔边疆的写意，生生不息的代喻，足以抵挡一切的力量，并以此唤醒国家意识。人来人往，物过物迁，几十年后，青海还是青海，国家是否活成了人们喜欢的样子？或者人们是否活成了国家喜欢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