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端肃，做事严谨，成也萧何。《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些律令图书使诸事纷乱中，能够迅速摸清家底，恢复秩序。一时胜负在于力，世事沧桑在于理，治理天下，钱财有限，须采铜于山，仰仗政令。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此也项羽终究失败之必然，所谓天意，实则民心。

曾国藩即便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前线，凡经手的文字，包括家书、日记，均留有副本，并派专人护送回老家保存。土改时，村人分去房产、田地、浮财等，却无人在意这批文书档案。幸有官员发话，将一卡车资料运到图书馆，堆放于一间库房，任其水渍虫蛀几十年。唐浩明则耗费三十年工夫，致力于先德遗编，乡贤佚稿，《曾国藩全集》得以整理出版，使之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勤读力耕，立己达人，顺便还完成了小说《曾国藩》的创作。保护典籍，便是守护历史，保护真相。

学生时代的张大千，一次放假回家被土匪绑架。匪首见其字写得好，令其充当黑笔师爷，专事书信讹赖。此后一次奉命抢劫，按照匪规，每次不得空手而归，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无奈之下，性僻耽书的张大千，只好拿回一本《诗学含英》。书对于读书人的作用，土匪哪可理喻。

一个人只能体验到自己，进入书本，深处寻源，方能进入外部世界。典章之于读书人，除却实用，尚可解无聊，能在消磨中获得乐趣，便不算浪费时间。无日不开宴，那是奢望；无日不观书，已然惯常。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读书人不吝啬书，似乎妄有其名。常将有日思无日，藏书者多抱此小九九，至少我如此。

西魏宇文泰数万大军围困江陵，城破之际，结局离奇，梁元帝萧绎竟将自己的藏书焚之一炬。神明之胄，礼乐之域，江南自古人文旧邦，受此祝融之灾，百年难复。王夫之对此评论道：“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元帝哉。”虽曰下笔成章，出言为论，却是一叶障目，知行分离，未检讨自己的不仁不义，专欲擅权，反归罪于书本，真就道理不通，逻辑不清。其也困惑，因为现实不按书本写，书本也未必写现实，读书越多，就越犯迂。书本未必成就人，反智者与读书多少无关。自以为聪明者，往往事出无端，英雄凄惨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