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话剧腔，或翻译式，或鲁迅调，或社论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习惯。我的记忆是慷慨激昂的批判体，习惯是删繁就简的语录体，政治语言已然泛化为日常语言，不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便张不开口。

有这种习惯的人，不在少数。以小说名于时的王作家朔便是一位，但他能将神圣的正统文体变得滑稽幽默，过来人心领神会其意，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语言，原来如此可笑。除却语录，“一小撮”“纸老虎”“进军号”“攻坚战”“誓死捍卫”“穷追猛打”“万炮齐轰”“遗臭万年”等等的词汇，也有其时代烙印。愤怒进入潜意识，并得以自然而然应用，此类语言深处的隐喻，源自战争状态、斗争哲学，移植和平时代，难免方枘圆凿，驴唇马嘴。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具有塑造的功能，语言的粗俗化，无疑会导致生命质量的降低，排比句的大量使用，又加重了这般紧迫感、严重性，语言本身的清风徐来、从容不迫，则云释冰消，丧失殆尽。

尽管厌恶，那个时代的大量语汇，还是延续了下来。我之前为单位写作公文，发现离开“高举旗帜”“前进道路”“共同目标”“正确引导”之类的词汇，文章竟无以推进，就像离开日式词组，不成其为现代汉语。从村上到县里，从企业到机关，上台讲话使用一袭口气、一种语汇、一个论点、一套逻辑才对，虽无个性，也不至出乱子，心里宁帖。你不知领导表达什么，领导也不知你述求何在，但并不妨碍此起彼伏般的掌声。一个语言体系，三代人使用过，大概就会铭刻于民族记忆。而自己经过洗心革面、刮骨疗伤，对此已具备终身的免疫，摊纸蹙眉，握管潴墨，便早早断了心念。

幸亏八十年代读过几本书，才得以重新认识自己，并将这种语境勉强扭转。蹈先儒之逸轨做不到，学着优雅地表达自我，见贤思齐而已。语言事关人的综合判断力，由后天的社会阶层与受教育环境养成，从小所言，便是母语，母语真就一辈子忘不了，情急之下，还会冒出几句“活着干，死了算”“放好哨，站好岗”“解决个人问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之类的霉语，暌违日久，似见亲人。用以表述某领域的词汇青黄不接时，自然会挪用母语救急，融于血液者，才会成为母语。

愤怒出诗人，如谭嗣同杨深秀的文人上法场，诵首五绝七绝，如大刀王五燕子李三的侠士上法场，吼几嗓子戏文。欣喜也出诗人，孟郊登科举，秦观入洞房，皆出口成章，千古流传。整体语境高时，爱国无需借国骂表达，至少文天祥黄仲则的诗句可任意选读。

某地但有天灾人祸，网上一片“加油”“不哭”“挺住”声，此类语言宣泄的成分多，论理的时候少，与文明无缘，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现代性转型？汶川地震，“我们都是汶川人”，重庆水灾，“我们都是重庆人”，北京非典，“我们都是北京人”，网友说了，“户口呢”。

语言枯竭，必因文路枯窘；语言匮乏，必因思想贫乏。语言不仅仅是语言，还是一代人的生活。还原当时的场景，不可离开当时的语汇，当时的语汇有多么不堪，当时的生活就有多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