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若烹鲜，更如治病，古人多以此互喻。

《鹖冠子》记述魏文王问扁鹊事：“‘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上医听声，医未病之病，中医察色，医欲病之病，下医诊脉，医已病之病。世人对未病之病不以为然，对欲病之病半信半疑，只对已病之病眼见为实，故而对因盲而忙者顶礼崇敬，最终结局，长兄中兄湮没无闻，上医中医不见经传，扁鹊则名满天下，奉之为医神。

汰优择劣的逆淘汰，除却医学领域，经营管理、机制体制、官场行政、道德规范诸方面，司空见惯，累见不鲜。财富也逆淘汰。一旦崇尚不劳而获，艰难付出者必被嘲笑，天下精明者十居其九。制度的不道德，最终导致人的不道德，当“农民”成为埋汰之词、“民工”成为歧视对象、“临时工”成为替罪羊羔时，庸医驱逐良医，劣币驱逐良币，民族品性全然不忍，人民素质早已不堪。

庄子《列御寇》以疾喻政：“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狂名俗世，冷眼庸官，人至尊则无用；贪大舍小，媚上欺下，人至贱则无敌。此过不在尊者，其罪不在贱人，在用人者也。慈禧太后对外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对内宁用淮奴，不用湘才，即为一例。如此一来，必出逆悖，德不当其位者在其位，功不当其禄者在其禄，能不当其官者在其官，《管子·立政》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庸医速报，谄媚豪门，意在虚誉；良医道精，有一说一，身后名传。世间最难者，开诚相见，最易者，阿谀奉承。“开诚相见，只要有百分之一的虚假，马上就会出现不和谐，麻烦就会随之而来；阿谀奉承，哪怕从头至尾都是虚假，但令人感到高兴，听起来舒服，哪怕觉得肉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这段话，直点人性之弱穴。

人病有多少，国疾便几许，足见苦况人生之为难，乱麻治国之不易。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欲阐己见，恶会其面，遂韬光用寓言，姑以婉劝。寓言者，穿衣显瘦，脱衣有肉，不卑不亢，进退自如，实士人之蜗角。“护国娘娘”赛金花“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的话，朗朗上口，老妪能解，恐过文士之千言。

人有病，天知否？国有疾，君知否？韩愈《医说》则直躬行通，将治病与治国并述：“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宋臣吕诲上神宗疏云：“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治疗有标本，用药有先后，妄投汤剂，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危心腹，虽以身疾喻朝政，深切医之弊也，业医者可不为之戒哉！”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者，分良相庸相，医人者，分良师庸师，医病者，分良医庸医。就医病之医而论，明人徐春甫《古今医传》又为之细分：“精于医者曰明医，善于医者曰良医，寿君保相曰国医，粗工昧理曰庸医，击鼓舞趋，祈攘疾病曰巫医。”三折肱始为良医，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之类；百步穿杨始名善射，盖指良相也，管仲、乐毅、诸葛亮、房玄龄、司马光之属。良医者，功同良相，所用丸散膏丹、参苓姜桂之药；良相者，邦之良医，所施经世济民、崇德扬善之策。大丈夫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为良医，杏林橘井，为良相，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