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加龙先生的篆刻艺术创作，第一眼就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所谓鲜明的形象，是指他的创作具有独特而原创的个性风貌、鲜明的形式语言。因为他的篆刻艺术创作不像许多作者那样，仅仅是运用以往的传统样式和时下流行的泛化手法。

放眼当今印坛，很多一时被看好的作品，其实只是一种对某些已有的、他人创造出来的的艺术语言的模仿与复制，是一种经过手、被倒换了的二传手性质的模仿。这种对既有形式的模仿与盲从，使得艺术创作再也体现不出艺术作者个体的人格精神和创造表现。费加龙先生的篆刻艺术创作能够突破已有观念和形式技巧，可谓匠心独运超越凡俗，从而展现了他的精神品格、意志定力、才情悟性。

在费加龙先生看来，篆刻艺术创作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延续中也会有一定的变革，变革中也有其延续的一面，但其总体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于变革，在于生生不息的创造和出新。“传统”与“创新”二者本不对立，且可相反而相成永无止境。因而，前人的成就，可以是我们的起点而未必是我们的归宿。从费加龙先生的篆刻艺术创作来看，他数十年来经历了对秦玺汉印、明清流派，乃至当今印坛众多创作模式的深研，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对既有形式的吃透。他近年对“鸟虫印”“封泥”“古匋”的探索，尤其是对“反版法”等所做的一系列尝试，可谓是极具新意而又不失古韵的有效拓展。

正如费加龙先生所说的那样：“篆刻一门在某种意义上确是雕虫小技、寂寞之道，而鸟虫印仅是篆刻之细流末支，更似旁门左道”。“鸟虫印”自魏晋以来，千百年间一直遭受偏见和冷落，且入印文字寥寥，无多借鉴，要想有所创新发展真是难上加难。而当今印坛常见的“鸟虫印”又出现了炫技斗巧的流风习气，其精细的制作，机械的排列，浮夸的装饰，远离了鸟虫印原初古朴的文饰意味。许多流美的“鸟虫印”犹如工巧的美术图案般刻意费工。

纹饰和符号是先民的原始行为，这种纹饰语言和符号倾向，是鸟虫印古相意趣的重要来源。费加龙先生的鸟虫印创作有别于当今流行的具象化的创作模式，尤其是他的鸟虫印比较重视印面的苍茫感和艺术性的营造。比如他的白文鸟虫印“惠麓听松”，印面无边，无拘无束，其点线的流动巧妙与苍茫虚灵融成一体，浪漫的情调间不失印面的端庄与厚重。

而鸟虫印“风雅颂”（朱白文反版），其印文鸟形蛇曲式的流畅与线条厚重的质感之间形成有机的对比，很好地体现了鸟虫篆的古朴与生动，呈现流动而不轻飘，浪漫而见古韵的意境。

再看他取意封泥与古匋的白文印“枊荫堤畔闲行”，其入印文字随形布势，聚散有致，在字形点线的方圆交融、红白相映间，随着虚实之变渐进展开；印边不规则的斑驳漫溃，仿佛衬托出一曲松灵闲逸的枊畔浪漫曲。

朱文“云中白鹤”，边栏深得封泥的随机斑驳，趣味盎然。印面文字轻重有致而自然天成，全印可谓实中见虚，虚中见灵，深得封泥与古匋的苍厚古秀、浑朴之致。

 

费加龙先生取意封泥与古匋的创作，并不像许多作者只是因袭其表面的原型原貌，也不只是对边栏的残损、点画的扭曲、局部的模糊等表象的模仿，而是取其特殊的意味效果，化古为我，以我攝古，使之成为自我的艺术理想、审美表达。

篆刻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对阴阳关系的领悟、调动与处理的艺术。对此，费加龙先生不但有了深刻领悟，而且还有了新的发现并首倡了篆刻的“反版训练法”。并且，“反版训练法”已经拓展运用到了艺术教学上。所谓篆刻的“反版训练法”，是他在研读上海博物馆古玺印选集时的灵感闪现而引发出来的一个篆刻艺术新视点。因为这本集子有印面加封泥效果对照，能够看到同一方印章其纸上钤朱与泥上钤印，即朱白阴阳与凹凸阴阳二种不同的印面效果。这不只是比历来已经惯常的纸上朱白多了一个泥上阴阳的样式，而且，因为印文与印地（衬托面）经过转换后，正好是印文与印地相反相成的二种不同效果。这使得我们解读古印多了另一个似乎原本并不存在的领悟空间。并且，费加龙先生还有进一步的发现：“此无疑于印人之个人篆刻语言和风格之形成、确立，有事半功倍之效”。据知，其篆刻的“反版训练法”，不但费加龙先生自己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在他的篆刻教学实践上也是成效明显。我揣测，这个方法至少能够让学员避免常见的朱文白文在印风上分途而治、难以统一的弊端，应是篆刻教学快速实现印风一致的新径妙法。

费加龙先生在他长期的艺术探索与具体实践中，注重“读、写、刻”的循环往复，故能小处胆大、大处心细，使刀如笔，使印章兼具书卷气和金石气。此外，他不但能够忍受孤独寂寞的各种煎熬，不断进取，努力为自己内心世界逐步寻找和建立精神家园，而且敢于标新立异突破常规，终于走出了一条当今印坛少有人走的路子。

 　　　　　　　　　　　　　　　　　　　　　　　　盛静斋　　已亥小雪于吴中

费加龙先生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