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先生治印手稿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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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静斋艺谈 |
古今印人的治印墨稿,一般只是当作一个中间过程而大多不作保存,因而很少有集中而完整的手稿存世。此册“赵林先生治印手稿”为古式线装本,封面为蓝黑色布料,无题签。手稿宽14.2公分,长22公分,共50折,100个页面。内面首页粘有一张赵林先生自定润格(图1),时间是民国二十年。手稿中创作时序最早的“沈德傅”“李镜清”“黄文魁”3方小印,记录有赵林先生自书的三行小楷旁白“一九六九年四月刻”(图2)。

“埋头苦干”(图3)“振奋精神”(图4)
这二方入选过1983年《书法》杂志主办的全国首届篆刻评比的作品看,该是1983年(赵林先生76周岁)之前所作。这前后二期所作,时间跨度大致有十五、六年。其前期多用双刀,字法较稳当,章法较规整;后期则常使单刀,字法较跌宕,章法较虚灵。这前后十多年间,其风格跨度之大,创变力度之强,大概可谓其同时代印人中所少有。总之,此册赵林先生创作手稿虽然没有详细完整的时间记录,但从墨稿设计到印蜕的修改完成,历历可观,清晰可辨,也是了解与研究其创作思路与印风演进的珍贵资料。

篆刻之道“先篆后刻”几乎是古今印人所必遵的法则。篆书水准之高下,也直接影响着刻锲效果之优劣。赵林先生从小得其父亲赵古泥以及萧退庵等前辈名家亲授,其诗文书画诸艺兼能,真草篆隶四体俱精,书法功夫尤其深厚。从此册手稿中,我们可以窥见赵林先生那种以纸代石,运笔如刀,意在刻先、趣在篆时的精彩表现(图5)。如“无住生心”一印,墨稿写就后,动手刻制过程将“住”、“生”二字临时作了调整,尤其是“住”字左侧与右上部分形成的留白,起到了印面节奏之渐进、过度与呼应的作用;“李乃珍”一印有二种墨稿设计,在印面刻制过程中又有较大改动;“寻常好”半圆小印刻成后,随之生成了另一方白文小印“寻常百姓”;再看“随心所欲不逾距”朱文印,从墨稿到完成印面刻制,其创作过程中因局部改变而“牵一发动全身”,几乎全印都作了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心”“所”“欲”“逾”作了较大调整(图6)。

(图5,图6)
这样移步换形,时出妙招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赵林先生的墨稿还仅是整体构成的前期准备,而动手刻制时常常会有进一步的因势利导、临机变化。其治印技巧与审美思想通过构思、写稿,到刻制过程中的随机化解等多种变化因素的复合调整,能使既成墨稿凭添妙趣。我觉得这样移步换形,前后生发的过程,是她创作意图的完整实施和以意为法的充分施展。
其实,刀、笔、石均乃死物,善用者能调动三者灵活处理,使之生机勃勃、气象万千。反之,如果依样葫芦,亦步亦趋,就难免画地为牢、自捆手足。所以,只有不拘泥,不随便,不草率,因时制宜方得自由自在、意外神来。

(图7)

(图8)
这样的运刀更接近书写挥运感,既减少了笔墨对刀法的制约,同时又增加了运刀刻锲的抒情性、写意性。因而,如果说邓散木篆刻是乃师赵古泥基础上的图案化发展,那么,赵林篆刻当是其父赵古泥基础上的写意化探索。少一分必然,就多一分天趣与随机。故其所作之印,秀劲清刚,爽朗率意比之乃父赵古泥多了几分洒脱随性,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赵林先生直率爽朗的性情和简约秀劲的审美倾向。
我以为,江南精神并不只有柔美的一部分,正如常熟话在温雅的吴侬软语中更显阳刚之气一样,虞山其实就代表了江南水土孕育文化的阳刚一面。在中国饱受列强侵略的年代,赵古泥开创的“虞山印派”表露出了其刚烈雄强的性格。而赵林的篆刻显然更加洒脱随性,也充分体现了她直率刚正的性格。
艺术创作是一个不断打破思维定势的过程。因此,观念与见解如果不能高过其行动能力,便难以突破既有局限,难以产生跨越与开拓。一旦囿于框框,就极易失去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在创作中就会墨守成规,不越雷池,更不愿涉猎尚未发掘的领域。故而,仅仅偏重于技巧的谙熟与风格的延续,反而会妨碍篆刻艺术的抒情表意。尤其是艺术流派的传承中,似乎很少有人会想要打破师门的既成模式,甚至认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而真正继承传统或者光大师门者,总属于象赵林先生这样锲而不舍、精进不已,始终怀抱艺术理想而勇于尝试开拓的人。
赵林(1907-2005)苏州常熟人,享年99岁。先生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上海散木印社名誉社长、常熟虞山印社名誉社长等。她一生淡薄名利,寄情翰墨,潜心金石。培育后学,倾心尽力。其人品艺术素有“德艺双全”之美誉。
甲午四月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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