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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瀝線堆彩的燒成年代與成吉思皇帝御賜丘處機上用之物的考辯

(2018-11-11 15: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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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莧廬雜侃
一、瀝線堆彩五色花戧金瓷

    我們先來看看古人是如何記載描述瀝線堆彩的：
    元人蔣祈【陶記】中對當時瓷器的分類及裝飾技法有：“印花、劃花、雕花，青花、紅綠古彩、五色花、戧金”之相關記載，但五色花與之前之後的五彩究屬同類否？向乏考據與考證。
    元末孔齊【至正直記】卷一：“紅綠古彩古來有之，金以來時為上物，多定燒、限燒為上用，非市儈所能得也。”
    明人曹昭【格古要論】卷七古饒器條：“古饒器出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有青色、五色花者……又有黑青色戧金者多是酒壺、酒盞甚可愛。”
    清人藍浦【景德鎮陶錄】也有記載：“元人進御器，民所供燒者……式多小足印花，亦有戧金五花者。”

    蔣祁史書載為南宋人，因缺乏資料我們今天已經沒有辦法考證其具體的生卒年月了，但仍然可依據【江西通志】【饒州府志】【浮梁縣志】查找到其【陶記】的諸多記載。蔣祁對景德鎮瓷業，從原料產地、生產關係、工藝流程、窯廠建築并窯器品種及其貿易狀況均有備述，儘管【陶記】只有區區1090字但其表述的客觀性與原始性成了後來歐美日本包括我們自己研究元代陶瓷史都不能或缺也不能不遵循的權威資料。就目前海內外館藏品與可見的民間藏品資料來看，兩宋時期無論史書記載抑或傳世品的瓷器都還沒有五色花的概念，五色花乃蔣祁首創與首次提出。北宋仁宗時期有過易定的五彩戧金，北宋中期以後至徽宗鼎盛時期於官、哥、汝、定諸窯器上施五彩紋飾者也日見其多，但是比較我們今天逮能所及之元代卵白釉瀝粉堆彩戧金完全不是一類或一品。前者是在胎上按照圖案劃刻凹陷的劃痕做出界限后掛底釉入窯頭燒再施以戧金，填彩二次低溫焙燒。金彩界線是下凹的，脫金處有明顯地別於底釉色澤的白胎色。瀝粉堆彩是在燒好的樞府釉器上一如今天的蛋糕裱花般地擠瀝各色彩釉做出範圍，再依據需要或描金、或貼金、或填涂金彩。其瀝線脫落處，有明顯的底釉顏色並與底釉平齊。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易定多人物圖紋，瀝粉多花卉圖紋。恰恰因此筆者以為五色花不僅有顏色的異同更有界線凹凸的視覺感，這種五色花與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瀝粉堆彩是一回事。絕非易定抑或其他！再者說宋仁宗時期的產物去蔣祁之生存年代已經二百多年了，蔣祁不可能將其歸入於元，這是常識！又因之蔣祁的生存時代也較之後人更早，所以才更具有原始的權威性！

    孔齊，文獻資料顯示：1367年在世，也無具體生卒年月，遺憾！然其【至正直記】仍難能可貴！其備述的紅綠古彩雖然講：古來有之，但是上限至何時？他沒做明確的交代，我們只能依據館藏和有限的可以見到的民藏品推斷孔齊是在說有宋以來紅綠彩便以不同的形式被匠人們表現在瓷器上，到了金代趨於定型便成了貴不可及的御用之物了。經常是根據宮廷的訂單限量燒製，非普通的官僚階層與市民可以擁有的。紅綠彩看似與瀝粉無關，實則作為瓷器的一大類它們之間仍然有著相互借鑒傳承的關係。

    曹昭大約生活在元末至明英宗朱祁鎮年間，深受其父的博好古雅影響。藍浦生活于清中期，亦嗜古博聞強記，才情甚高！此二公關於五色花的記載明顯是膜拜了蔣祈的樽俎！

    瀝粉堆彩戧金在元代歷朝都屬於金貴無比的至寶。用今天的俗話說是官窯里的官窯！除宮廷御用之外，偶有外交禮瓷以及賞賜之用民間傳世於今的可以說鳳毛麟角，感謝近十幾年以來的大開發大建設，隨著漸次面世讓我們見識了它的神秘尊容。余光仁在其【元代卵白釉瀝粉堆彩瓷欣賞】中云：依據目前的資料可以看到的此類瓷器僅有十多件，上海博物館汪慶正副館長一行從香港花了近2000萬巨資搶救回來的其中還有殘件的總計六件，是景德鎮燒製的。汪慶正并言：“這種瓷器過去有文獻記載，從未見過實物。其圖案工藝有點像奶油裱花蛋糕，浮雕狀的五彩加上描金，非常精美！”再有就是馮先銘先生在北京舊物市場買到的一件也是景德鎮產的瀝粉堆彩高足杯，內蒙古烏蘭浩特博物館收藏的那隻1992年的出土器瀝粉高足杯也是景德鎮燒製的，北京張慶玉的一件殘破的高足杯，以及海坦經典會所收藏的幾件之外還有民間藏家們秘而不宣的本人亦曾有幸見過的不多的幾件也多是景德鎮燒製的。上海博物館在介紹此類館藏品時也是定其為景德鎮燒製，但時間的起止跨度卻很大。

                  以下為上海博物館館藏的元代瀝粉堆彩戧金瓷：


二、橫空出世的成吉思皇帝御賜之寶

    這是一窖所出之物，筆者有幸收藏。其中有一件為成吉思汗御賜給長春子丘處機的帶有準確紀年的27字銘文：“成吉思皇帝賞賜長春真人丘處機上用，成吉思汗十九年二月二日。”銘文釋義不難，長字多了一撇成了白字這在歷代的有銘文的瓷器上也經常有此類錯誤，很正常。上用稱謂表示了成吉思皇帝對丘處機的極其敬重！署款的紀年法也別於元代已見過的其他。

    成吉思汗一代天驕！他的一生都在征服的戰鬥中，終於征服西夏的歸途。成吉思從何時被尊為皇帝目前還缺少詳細的資料，1227年全真教道士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記錄了丘處機1219年受邀西行直至1227年去世的諸多事跡中把鐵木真稱呼為：成吉思皇帝。又及【蒙韃備錄】載：1221年南宋使臣趙珙面見鐵木真也稱其為成吉思皇帝。由此看來成吉思汗被尊為皇帝不會晚於1219年，肯定還早。之所以用成吉思汗十九年來紀年而不是象後來的至元六年、延祐九年、至正十一年等等，是因為忽必烈建元之前一直叫大蒙古國，此時大汗連年征戰也顧及不上，加之朝廷的各種制度並不完備，元代的年號始自于忽必烈。彼時景德鎮也還在南宋人手里，蒙古人還是鞭長莫及。說到此不能不敘述一下丘處機。

    丘處機（1148-1227）字通密，道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人。道教全真道掌教、真人、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養生學家和醫藥學家。為南宋、金、蒙古帝國統治者極其廣大人民群眾的愛戴與敬重。並以74歲高齡遠赴西域勸說成吉思汗止殺愛民而聞名世界。成吉思汗久仰丘神仙的德明，兩次誠懇相邀欲問計於丘，盛情之下丘處機接受了二次邀請遠涉西域拜見，彼時成吉思汗正在南征印度，蒙古鐵騎在大汗的率領下無往而不勝，所到之處大肆燒殺，掠奪金銀財寶人婦盡奴，屠城極其恐怖……包括中國、西亞、東歐的大多數城市文化、歷史名勝、市民生存環境均遭受了滅頂之災。但是大汗因仰慕丘處機的才華德行在會晤時便以長者之禮待之，接受了止殺建議，最終放棄了進攻中原后的屠城計劃，并諄諄告誡子孫要尊重中原漢人文化，以禮御兵。從拖雷監國到忽必烈繼任大統的整整32年里，蒙古貴族得到了文化上的改造，漸趣吸收漢文明的精髓，所有這些我們都可以從政治的轉化中感悟到丘處機那次會晤對成吉思皇帝的深刻影響。

    此件樞府釉瀝粉堆五彩描金鴛鴦清蓮圖紋八棱梅瓶，可以真實地還原那段深刻而又難忘的歷史，梅瓶飾以道家樂見的鴛鴦清蓮之題材，寓意著清廉立世成全美好的深刻內涵，輔以“丘處機上用”同時也表達了成吉思皇帝對丘處機的至高無上的敬重！

    這件梅瓶為我們帶來了諸多的答案足以解惑。是器由當時的官窯樞府窯特別定燒的，此批窖藏其他每一件均有“樞府”二字可證。彼時景德鎮還在南宋王朝的手中，成吉思汗卻鞭長莫及。儘管戰爭連年不斷，但是隨著大蒙古國疆域的不斷擴大，外交禮瓷包括蒙古宮廷貴族自己的享用以及對三軍將士的賞賜都需要大量的瓷器。樞府就是樞密院乃元朝最高的軍事指揮機構，樞府窯即官窯歸屬將作院并由浮梁磁局督辦管理實施那是忽必烈以後的事情，成吉思汗在世時樞府窯肯定不在景德鎮。一是時局的時空決定的，二是瓷器胎釉特征的不同也可證明我的推斷。三是瀝粉堆彩戧金都曉得是融合借鑒了西亞伊斯蘭風格的掐絲琺瑯與鏨刻銅器銀器包括一些琉璃水晶的製作工藝，但是從何時開始？至今卻沒有考據結果。恰恰因此上海博物館在陳列的介紹中將其的年限定為（1270-1341）很多行家見到此類更是判定為元晚期，部分確實如此，但是會有很多肯定屬於誤判了！這件寶貝的橫空出世，可以給他們糾錯了！我的這一類藏品從底足可見胎質粉白細膩不同於景德鎮的麻倉土燒成時常見的含鐵特征，我推斷應屬定窯系的北方窯口，即當時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成吉思汗先於佔領的宋時的定窯系的北方窯口區域甄選出部分滿意的工藝製作非常好的窯場作為樞府官窯，結合了新佔領的西亞地區工藝不排除有伊斯蘭匠人來窯場一同燒製。諸般情形與張說後人張量冠的家族介紹也相對吻合，見其【大元時代——御瓷家族再創輝煌】。就是說從這批窖藏我們可以獲知至少如下幾個肯定的答案：

1、樞府窯的選定開工不晚於成吉思汗早年，準確的說是隨著蒙古大軍佔領北方燕雲十六州地區便開始了。
2、元初的樞府窯與忽必烈時期的歸屬于浮梁磁局統籌的景德鎮樞府窯不是一回事。元初的樞府窯應該在河北定州亦或是晉南和內蒙古，（目前尚缺乏考古及窯口證據。）直接隸屬將作院，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設浮梁磁局后的樞府窯是景德鎮窯。前後樞府窯的成品當有區別。
3、從這隻賞賜給丘處機的梅瓶我們可以看出其瀝粉堆彩工藝的完美和成熟，其藝術水準也絕屬上乘。枝葉的向光性與向風性以及線條的自然隨意灑脫漸次脫離了兩宋時的風格，但是平切式里外的斜削的修足還能看到南宋的蹤影，並沒有後來延祐和至正時的更加隨意。總體看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風範。這是成吉思汗十九年也就是1225年的成品，由此我推斷從成吉思汗掌握權力的初始這種傳統工藝與阿拉伯伊斯蘭工藝的融合就已經開始了，因為在古代任何一個王權的社會里傳統工藝的每一次脫胎換骨的改變都是非常緩慢的。僅就目前可以掌握的資料來看還沒有實證說明，兩宋時期就有了瀝粉堆彩的工藝，除去工藝自身的因素外兩宋時期還沒有這種外來的政治推力與社會剛需諸多因素對其進行本質上的改變，也許筆者孤陋寡聞，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實物資料來推翻我的假設。
4、這一類基本是貯酒器，均有樞府款。估計應該是樞密院為宮廷定制的宮廷御用、外交禮瓷、貴族自用以及犒賞三軍將士的美酒佳釀。其總體存量應該不會很小，更相信今後還有機會可以見到。
5、隨著蒙古帝國版圖的不斷擴張，包括早先的阿拉伯、薩珊、莫臥兒、突厥、以及中亞諸番邦等的一統，朝廷需要巨量的賞賜品來安撫新邦，勿使再生變異常。純粹蒙古式或者漢民族式的都不再中用，阿拉伯伊斯蘭風格的東西便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并極其的廣泛需求下被強力催生了！不僅僅成就了一類新瓷器品種，還漸漸走出了原始需求的狹窄渠道，進入了新的更大的消費群體，“丘處機上用”已證明不再是阿拉伯伊斯蘭貴族的專利品。近三五年的面世品很多已經顛覆了傳統的認知！新品種不僅能滿足更廣泛的需求還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的窯爐稅收，考據表明：當時瀝粉堆彩風行后各地民謠也紛紛仿製，一時蔚然！所有這些我們都可以從民間找到實物證據。它們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一流的精美與不入流的粗糙！
        
                               以下為筆者所藏：




                                       以下為私人收藏：


                                以下為私人收藏：


                            以下為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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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御賜品及同窖藏與它品之異同

   筆者所藏之所以區別于上博館藏及其他私人藏品，是因為胎質以及精準的紀年款。個中哪怕是些微的差異我們通過對比自然可鑒。隨著忽必烈的立元及景德鎮浮梁瓷局的設立，大蒙古國早期定窯系北方窯口樞府官窯的一切工藝均被移植到了景德鎮，這是由景德鎮的更加優良的瓷土和製瓷工藝決定的！但當時被甄選作官窯的定窯系北方窯口是否還在繼續燒製已然成型也很成功的這些既成品？當下還缺乏足夠的實物證據。僅從修足也能看出前後的差異，瀝粉堆彩抑或描金之差異更自不待言！
   本人藏品竊以為是早於元代的最根本的證據如下：
1.準確的紀年
2.胎質看應為北方瓷土。
3.釉色多而全，畫工極盡元人的隨意自然。
4.底部中間有自然隨意的旋紋，修足平切之外里外的邊角又再行側切，這也是明清后所謂鯉魚背的濫觴。
5.胎質過白而又細結，偶有輕微的含鐵特征，但又不同於景德鎮麻倉土的黏糯而富含鐵質。（元末至明早中期的所謂糊米底）。
6.依據不同的器型明顯可見的五段四接、四段三接的利坯印坯的工藝，尤其是底部與肩部內裡有明顯的被擠壓自然而出的痕跡。如此對至正型有著深遠的標范作用，但是僅就目前可以找到的兩宋器型還不是如此！
   上博館藏品及其他藏品應為景德鎮窯，依據是：麻倉土胎質，因此時空上要晚於蒙元帝國的定窯系北方窯口諸成品。再由風格與修足看：前者多少有些侷促而規整，後期的多了幾分隨意和灑脫！更有意思的是在景德鎮歷年考古挖掘的遺址中從未發現有此類瓷片，定窯系的廣大的北方地區歷次挖掘亦未得見。（其實已挖掘處絕非全部！）倒是民間聚集了不少此類藏品。如此奇葩之事不勝枚舉，因此以遺址有無此類而定真贗的標準實在害人可笑！

     總之“成吉思汗御賜丘處機上用”之寶與同窖所出乃同期之物，屬早於元代景德鎮窯之器。與上博、海坦會所、以及力所能見的各處私藏的元代瀝粉堆彩器有著明顯的差異。

    相信隨著更多的此類面世歷史迷霧終將塵埃落定！

    本文所引用的他藏圖片皆來自互聯網，對於他們的圖片勞動深深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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