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顺

（广东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510420）

原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

【摘要】历来易家释《蒙》卦，重在阐其“人文化成”的“启蒙”思想，而略其“为学知止”的“敬畏”情怀。《蒙》卦“为学知止”与“人文化成”思想是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不可偏废的两翼，其中蕴藏着求道以诚、审问勤学的为学理念；知险避险、知礼守礼、知天敬天的知止精神；发蒙启蒙、化生化成、警戒祸患的人文思想。《蒙》卦的“知止”思想尤其重要，它包含着先民如何实现从必然过渡到自由的认识论，规范社会以确立人伦法则的道德论，领悟天道以敬畏神圣的天道论三个层次，是从为学到化成的转捩点。先儒阐释《蒙》卦的核心精神，在于说明人如能在自然、伦理、天道层面遵行某种“尺度”，知其所“止”，便能实现其智识的启蒙与自由的创造。

【关键词】蒙卦  为学知止  人文化成  启蒙  敬畏

Abstract:Many scholars explaned Manggua’s humanism thoughts but ignored its moderate thoughts for learning in history.It’s helpful to expatiate elder’s piety,question, wisdom,courtesy ,respect, didacticism and apprehension.In the same time,we will use for reference of measure in west philosophy to open out the immanence in Manggua.

Key words: Manggua  wisdom  education  measure

儒家在历史上从来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出现，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殷周的宗教祭祀活动。《辞源》释“儒”：“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人，也称术士，后泛指学者。”因此，儒家的历史统绪实可分为——萌芽期“学在王官”重视宗教祭礼的原始儒家阶段、创立期“学在民间”重视复礼归仁的孔子学派阶段、统治期“独尊儒学”重视纲常伦理的官方儒学阶段。《周易》从经到传的成书过程，正是儒家从萌芽期到创立期的思想演进，其中鲜明地体现了儒家从重视“神文教化”到重视“人文教化”的转变。在笔者看来，《周易·蒙》卦正是儒家从萌芽期到创立期的有关教育思想大旨的集中浓缩。该问题也向来被历代学者关注，但这种关注重心基本都落脚在《蒙》卦中蕴藏的“人文化成”的“启蒙”[1]教育思想。《蒙》卦的另一层同样重要的思想要旨，即“为学知止”的“敬畏”精神却未曾得到重视。为学知止，表达了华夏先民对于自然、人事、天道的朴素认识与敬畏情怀，它包含着从必然过渡到自由的认识论，规范社会以确立人伦法则的道德论，领悟天道以敬畏神圣的天道论三个层次。“为学知止”与“人文化成”思想都是《蒙》卦的重要内容，是早期儒家教育思想不可偏废的两翼，因而都应当得到同等的重视与充分的阐释。

一、为学

敬畏，是先秦儒家内心深处最隐秘难言的情怀，是一个关涉到生命终极识度的形上哲学问题。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在心灵直面神秘未知的瞬间突然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我们无法企及的维度。然而，先儒的卓识即在不可言处保持沉默，并从而将其转化为我们形下事功活动中的某种可操作的尺度“敬”。因“畏”而“敬”。从形上“天道”贯通形下“人道”，便是先儒致思的路径，也是儒家成功地将《周易》这部神秘巫书转化为人文教化之书的秘密所在。

先儒对《周易》的神道、天道无疑有最深刻的体认，如《易传》所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死生之情状。”然“天道”、“神道”只有在落实于“教”的方面才具有其现实的意义。故《彖传》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天道、神道只是教化的起点，其终极目的在于“教”以“化”天下。

神道、天道的神圣神秘含义在下贯人道过程中，逐渐化为一种非宗教化的人生道德尺度。从巫祝转化而来的儒者遂因作为“道”的代言人“师”而尊贵，任何童蒙者无论其尊卑贵贱，都当保持对“道”也即对“师”的敬畏，并虔心向“学”。故《论语·学而》：“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蒙卦》阐述了先儒这种尊道而轻势位的治学理念。我们先看卦象：蒙 ，下坎上艮，象征蒙稚。上卦六五居于君位，掌握最高政治权力，但从受教育角度看，却为蒙昧童子。下卦九二刚而得中，虽居臣位，却是承担教育童蒙的师长。在这种情况下，六五之童蒙应向九二之师长诚心求教，这就把君臣关系转化成了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对君臣关系的超越体现了为学者对“师道”的敬畏。道之所在，师之所在。[2]故蒙卦的“为学”理念指向的是超现实的“道”，是关于为学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问题。“神道”的预设价值在这里得到体现。

蒙卦卦辞：“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渎則不告。利贞。”这是解释卦象。“亨”，指童子诚心求教于师，则虽处蒙稚而可亨通。“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解释卦象六五之君向九二有道之臣请教，并以之为师。黄寿祺等指出：“卦辞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体现‘尊师敬学’的思想，与《礼记·曲礼上》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之义相通。”^[1]故《彖传》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认为二者应是“志应”即志趣相合的关系。从现代教育理念看，先儒尊师重道与为学虔诚的精神仍旧是值得强调与提倡的。“学问”的尊贵就在于“道”的神圣，为学者的主体性自觉就在于觉悟到“师道”所存。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这句卦辞正体现了从巫祝转向儒师的历史进程。筮，本指以蓍草演卦占问，《礼记·曲礼上》：“龟为卜，策为筮。”即巫祝占卜时的决疑之物。但在《彖传》学者的解释中，却侧重于童稚求学与师长教育的态度与方法问题，所谓“‘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童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这已重在说明蒙师以阳刚的气质与适中的行为教育童子，而童子当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以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故《蒙》卦的九二就具有筮者与师者的双重身份角色，其从重神道设教到人文教化已集中说明了这种职业功能的转换。在转换中，为学者对“神道”、“人道”的虔诚态度是一贯的，而其“审问”的求学方法也是承续的。这后来就演化为《礼记·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初筮告”与“再三渎”的两种求筮和求学方法很可能是从殷周到春秋时期的两种思想的斗争，即一种是神圣超越的，是虔信的；一种是现实功利的，是怀疑的。这不仅在春秋时代如此，而且在殷周时代也是这样。殷周时期，在巫祝占卜中，即存在着“一事多卜”、“龟筮同卜”的问卜方式。同时也存在着只占一次，或龟占筮占矛盾时，依从龟占的方式。但其时逐渐存在一种风气，问卜者在数次占卜中依从吉占，或在龟筮同卜时，也只依从吉占。这导致了对占卜予取予求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倾向。显然，《蒙》卦“初筮告”，“再三渎”反对的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占卜态度。这种巫祝维护其占卜神圣性的传统其后便可能演进为先儒求道以诚的为学态度。而这就是《彖传》云“蒙以养正,圣功也”的原因所在。

《蒙》卦卦辞还隐含着从因顺天道自然到到重视后天之学方向转化的影子。《周易》前三卦《乾》、《坤》、《屯》三卦卦辞皆云“元亨利贞”[3]，这是因为三卦皆天道贯于人文，天道流行，无所不利。《蒙》卦独缺“元”，即因《蒙》卦为人文之创始，是人从混沌蒙稚状态走向启蒙的进化之路，是以人文返于天道，故只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虽“亨”难得“元亨”，即因为“元亨”、“大亨”非人力所致，必赖天道自然的因缘化成。但《蒙卦》虽不得元亨，却重视人从蒙昧走向开化的后天学习过程。故主动学习结果，也为“亨”、“利贞”。这种重视后天学习的精神当直接影响了儒家有关“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的思想，如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中也。困而不学者，下愚也。”（《论语·季氏》）

二、知止

何谓“知止”？知止是先秦儒家从认识自然法则到认识人伦法则的思想升华。止，初义为停步，止步。《广韵·止韵》：“止，停也。”《易·艮》：“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宜，其道光明。”《程传》释《蒙》卦：“为卦艮上坎下，艮为山为止，坎为水为险，山下有险，遇险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2]故而“知止”就是知道在自然和现实的危险面前止步，不被外物伤身，不被小人所害。儒家这种因对于自然的尺度法则的认识，延伸到君子博学好问以认识事物的规律和尺度的含义，及对社会人伦法则的遵循。如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知”，即是从穷物之理而获取知识以治物引申到对社会人伦法则的体认。因此，止，又有容止、礼貌之意。《广雅·释言》：“止，礼也。”《诗·幽风·相鼠》：“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故“知止”就是懂得以礼义规范约束自己，从而成为有道君子。

从“止”的本义与引申义出发，我们可读出《蒙》卦“知止”思想的三个层次：知险、知礼、知天。首先，是知险。蒙卦，卦象为艮上坎下，艮为山，坎为险，是山下有险；险被山止，也即譬喻人的遇险而止。这种“水”为“险”，“山”为“止”的不同认识实际也是华夏先民根源于其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惯而造成的情感价值取向的差异。华夏民族源于苍莽的昆仑山深处，对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然对于水却相对隔膜，滔滔江河与浩瀚海洋让华夏先民觉得有某种不可预知的危险。故“山”的“止”某种程度上是表达着一种安止、居止、栖居的正面感情，而并非纯为《集解》引侯果所云的“止则未通”的负面效应。当然，阴阳正反始终是相互转化的。先民对“山”、“水”之性的认识也如此。如“水”可能隐藏着危险，却不可或缺，因为水又滋润生命，灵性而流动，山是静，水则活，先民爱山畏水却不完全避水。故《蒙》卦为下坎上艮，取山水为象，既譬遇险而止，又暗含山有活水；既因水初出于山而喻物初生故蒙稚，又因水出群山始光明敞显，故启蒙。此山水相克相生，相辅相存。故《易》虽以水喻险，以山喻止，但又圆通地把握这山性水性，并在这把握认识中摆脱束缚。故“知止”在这里也隐含着认识事物的限度、尺度和规律，以实现自由的思想。《周易》正是在“险而止”[4]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中，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与心灵的自由，实现了从“必然”到“自由”的过渡。

其次，是知礼。这种从自然的因险以止，到人伦的因礼而止，则当属先秦儒家的阐释发挥了。如《广雅·释言》所注：“止，礼也。”故《周易》虽起源于巫术占卜，其重心却在先儒的阐释中渐移于伦理学的建构与君子人格的塑造。故“止”在这里便具有了道德的戒律含义。如“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何谓“刑人”？刑，通型，初义指铸造器物的模子，《说文》：“刑，铸器之法也。”后引申为法度，《尔雅·释诂上》：“刑，常也。”又由法而引申为正，《广雅·释诂一》：“刑，正也。”如《诗·大雅·思齐》：“刑于寡妻。”又由正而有治理、刑罚之义，《广雅·释诂三》：“刑，治也。”《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刑”作为法度，有其示范性作用，其最高境界莫过礼，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比“齐之以刑”更值得推崇。在这个含义上，“知止”又通于“知耻”，如《论语·子路》“行己有耻”，《礼记·中庸》“知耻近乎勇”，就是从礼仪规范的约束方面谈人如何成为君子。中国古代的政治因此也被视为礼法政治。礼法政治也即一种“典范政治”，故刑人即当是昭示礼法范式的君子。

在先秦儒家看来，刑、法或礼既标明一种道德的戒律，故而能让人在现实关系中知道敬畏，有所法式。如“九二:包蒙吉，纳婦吉，子克家。”“包蒙，吉”，喻九二阳刚居下卦中位，被初、三、四、五诸阴所“包”，犹如蒙师居于众学子中，正施教诲，故“吉”。“纳妇，吉”，即喻九二居中位，上与六五应合，五居尊，下求于二，则二有“纳妇”之象。妇能配己成德，故再称“吉”。“子克家”，喻九二处下而能凭借自己的德范而为六五尊者之师，犹如子辈能治家。显然，九二爻正在于说明贤者知晓礼仪规范，能守中、持中，故可为世人效法的楷模。又如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女”喻六三，“金夫”喻上九。六三处內卦之上，失应承之時，故不利于行。金夫，美称。《诗》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左传》：“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此皆以金喻人之美。六三虽与上九相应，然处下卦之终，阴柔失正，乘凌九二阳刚，有既处“蒙稚”又急于求进之象，犹如女子见美男亟欲求之，不顾“礼节”不“知止”不“知耻”；故爻辞戒上九“勿取”此女，取之必“无攸利”。六四：“困蒙，吝。”此谓六四当“蒙”之时，以阴处上下两阴之间，犹如远离“蒙师”，独困蒙稚，故有“吝”。六五云:“童蒙，吉。”何谓“童蒙”？廖名春释之甚当：“‘童’有‘秃’、‘光’之义。引申之，疑有去尽，脱光之义。……蒙卦之‘童’字，人皆用儿童为训，其实也不尽如此。”^[3]笔者以为，“童”在蒙卦中当有两义。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童”当为名词，训为“幼童”，六五爻辞“童蒙，吉”与“发蒙”、“包蒙”等同为动宾结构，为动词，可训为“去尽”、“脱光”。而这也正合童稚启蒙的过程。蒙稚者为学之初就如同洛克所说的“白板”，无知无识，但经发蒙、包蒙、勿取、困蒙的修身齐家知礼守戒，而终脱蒙昧。上九则承上而言启发蒙稚脱尽蒙昧的教学方法:“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御”为“禁”，以缓和方式诱导，不宜急于求成。故《象传》曰：“‘利御寇’，上下顺也。”

最后，是知天。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孟子也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天或天命具体于人生即谓“性”，循天地之性即谓“道”。天命、人性、天道构成一个动态的回环，“教”于其间的作用在于使主体的天地之性由自在达至自觉，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冯友兰曾区分中国文字中“天”的五种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4]。《周易》的“天”既有物质之天，如乾为天，坤为地；有主宰之天，如《大有》卦“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有自然之天，如《乾·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秦儒家的创造则在于从中阐发出运命之天，如“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引申出义理之天，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在先儒那里，运命之天与义理之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运命之天，是周代人文发展以后，天的神秘化与抽象化发展。华夏先民甚是敬畏天命，也于此明晓天人之合与天人之分。《论语·季氏》“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即表达了对“运命”的敬畏。在人事以外，有我们难以测知的神秘与玄妙世界，古人难以名之，故强名之为“天”，我们因对“天”或“天命”的无所知而更应当敬畏。黄克剑指出：“中国哲学的源头或可上溯到临世于殷周之际的《周易》, 那被用于吉凶贞问的筮卦所默示的乃是人对‘命’的究竟的眷注。”^[5]当然，儒家从运命之天发展出的“义理之天”对后世则更具影响力，无论是《礼记·中庸》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还是宋明理学所讲的“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天理，敬而已矣”（《二程遗书》），“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朱子语类》卷一），都是将神秘的运命之天下贯到人伦的日常伦理。

然而，《蒙》卦却更多地保留了殷周时代尚处于巫祝文化中的关于“运命之天”的敬畏。如卦象为上艮下坎，取象山下有险，遇险而止，其最高境界则在说明人对于人文知识以外的神秘世界（天文）或不可知的“命运”保持敬畏。如蒙卦占辞有“亨，利贞”，而无“元”，即说明人为的限度。《序卦传》解《艮》卦云：“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就人事的行为操作层面而言，应当根据所处的不同状态，采取适当的对策，“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宜，其道光明。”知天的精髓就在于“变通趣时”，《易传》作者多次提及“与时偕行”，反复赞叹“时大矣哉”。时、命都属于天不可预知的神秘运作，故曰天时、天命。《贲·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尊天时，畏天命，是谓知天。但这种尊和畏并非退缩，而是思考顺应天时、天命以获得人生的自由与幸福问题。孔子对天命的敬畏实有着从商周以来的思想传承，其所自云“五十而知天命”是敬天畏天而顺天的自适其心，正如黄克剑所说：“孔子从未因着‘畏天命’、‘知天命’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度的仰赖，他反倒是由对这‘畏’和‘知’的反省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天人之际的那份主动。”^[5]

综而言之，在早期巫祝向先秦儒家的转化中，《周易》经传成为了这种转化的见证，而《蒙》卦关于从自然人事的必然性尺度走向遵循尺度而获得自由的思考，正是儒家“知止”精神的浓缩。《周易》的“知止”仍有其局限。如“知险”尚未完全达到西方近代哲学规范万物尺度的明晰；“知礼”还过多地强调人的群体性存在而相对忽视了个人；“知天”也尚未完全上升到春秋战国时代哲人的“天命”、“天时”高度。然而，易学的精神无疑是辩证而圆通的。我们所具论的《蒙》卦“知止”思想绝不是被动地静态地消极把握，而是隐藏着人认识自然人事艰险与运命不可知的忧患意识与虔诚敬畏。

三、化成

为学知止，就能实现民众的教化启蒙，此所谓人文化成。《贲·彖》：“［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即自然，是未开化的原始状态，就人而言，即原初的性情，这种原初性情感发而懂得约束就是“人文”，就是“文明以止”。《彖传》是战国儒家学者对《周易》所作的颇具某种人文理念式的阐发。在先儒看来，只有约制知止的人文才可化成天下，远离自然祸患，避免道德沦丧，实现民众启蒙。可见，“人文化成”的含义就是以人文去教化天下，从而使一个自然人成为守礼知止的文明人。这种教化意义上的“为学”、“启蒙”、“知止”、“避险”、“远害”含义正是《蒙》卦贯穿始终的思想精髓。综观全卦，无论是卦象的象喻“遇险而止”与“山下出泉”，还是卦辞的“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亦或爻辞的“勿用取女，见金夫，无攸利”，都隐藏着“为学知止”与“人文化成”的两条主线。

易道广大，“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此言易道化育，无所偏私，因为易的精神就在于法天则地之道。易之学者也当通晓取法易道的变通，而无所执。易象就是取法天地的绝佳范例。《蒙》卦启发蒙稚为学，也同样指向这样一个效法天道的终极识度。全卦从卦象、卦辞到爻辞完整地体现了童子学，先生教，而童子觉的过程，也递次阐发了蒙稚者“学而知止”以“化成”的成长历史。如爻辞论述的“发蒙”的童智初开，“包蒙”的尊师齐家，“勿取”的知耻重礼，“困蒙”的守戒成德，“童蒙”的柔心承教，“击蒙”的教学方法等，就是一个明确而系统的教化过程。

正是从自然的必然王国向社会人生的自由王国转向角度说，《蒙》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乃至为紧要的一卦，然历来并未被易家所特看重。如《乾》、《坤》两卦自先秦以来即被称为“《易》之门户”[5]。但从卦象观之，《周易》本经前三卦《乾》、《坤》、《屯》实皆从“自然”言有天地而后万物生的“化生”之道；而从第四卦《蒙》始从“人文”言人类社会因礼乐有成的“化成”之道。这种因礼乐人文知识的化成就是要让人从自然的必然走向人生的自由，就是要从对祸患的蒙昧走向避患远害的自觉。

因为认识到“化成”的不易，先秦儒家学者一直有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蒙》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如《周易·序卦传》在解释《屯》、《蒙》两卦时说：“盈天地之间者为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序卦传》的解释既表达了人从自然的蒙昧走出以实现知识启蒙的“人文化成”过程，同时也蕴含了人因其渐有知识而认识到自然社会人生的某种尺度、戒律、规范的“为学知止”思想以及知止而能全生远祸，避患消忧的“忧患意识”。如《彖传》所云：“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朱伯崑解《蒙》：“坎卦（蒙下），是水的象征，是代表北方的卦，又是代表劳倦的卦，万物劳倦必当归藏休息，所以说‘劳于坎’。艮（蒙上）是象征东北的卦，万物在此终结而更在此发始，所以说‘成言乎艮’。”^[6]这体现了古人认识到人文化成的艰辛，而时刻强调艰危的“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对于天道难测、世道艰危、人道险恶的基本认识后来为儒家和道家吸收。如《易传》云“阴阳不测之谓神”，孟子云“君子有终身之忧”，《庄子》云“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彼仁人其多忧也”。此后，如何认识“祸患”以达至“无忧”，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主旨。在避患远害知以化成的途径方面，先秦儒道两家略有分歧，如儒家主张学而仁爱明识以避患无忧，故云“仁者无忧”，“君子不忧不惧”。道家主张绝学去智，因顺自然故无忧。《老子》云“绝学无忧”，“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道家虽反儒家之意而用之，但无疑是先受儒家“人文化成”思想影响而来，而后反叛之。可以说，儒家人文化成思想奠定了中国人文传统的基础。

综观《蒙》卦，我们或许可以认识到，《周易》从华夏先民的巫筮占卜之书转化成为哲学伦理之书，儒家学者的阐释之功可谓大矣。先儒在对天文人文的分际转化中，逐渐认识到，《周易》阐说的就是万物自化生成与他在转化的尺度。万物因其尺度而成其自身，人因其尺度而成为人。《蒙》作为《周易》第四卦，正是承天道以言人事，揭示了“人文”的尺度与规范。我们也正是在对《蒙》卦为学发蒙、知止成德、化成避患三重含义的论述中，阐明了人的“自由”实现的三条可能途径：一是自然的，为学知止，是学而后有对自然界的认知，而后洞察可能存在的危险以维护自我安全，以实现自然中的自由。二是社会的，为学知止，是指我们只有学习然后才懂得基本的礼仪规则人伦秩序，才知道约束而成为有道君子，从而实现社会中的自由。三是天道论或存在论的，为学知止，是揭示知识的边界，语言的无力，参悟天道的玄机，洞鉴存在的真谛，以实现本真的心灵自由。

我们以为，《蒙》卦已隐约表达了当代社会的某种自由观：即自由是规则中的自由，是顺应必然的自由，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肆无忌惮走向心有敬畏，就是我们为学的终极与宗旨。这种规则就是孔子所云的“无过无不及”，“执其两端而用中”，是君子在对形势时机的微妙把握中赢获自由。现代学者钱钟书说得好：“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7]其说虽似庄禅，而实亦不离先儒精义。“贵活”在“知止”，而其指向则在化成“人文”。

参考文献：

[1]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6.

[2] [清]李光地．[今]刘大钧．周易折中［Ｍ］．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46，45，298．

[3] 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Ｍ］．济南：齐鲁书社，2001，342.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Ｍ］（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5．

[5] 黄克剑．由“命”而“道”——老子、孔子前后中国古代哲学命意辨正［Ｊ］，哲学研究，2002（7）．

[6] 朱伯崑．易学基础教程［Ｍ］．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91-92．

[7] 钱钟书.谈艺录［Ｍ］.北京：中华书局，1984，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