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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0 15: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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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诗人东荡子
黄金明
2013年10月11日下午，单位有个活动让我去江门做会务。我到了江门市党校宾馆，刚放下行李，小说家姚伟过来跟我谈卡尔维诺。时约四点半，增城诗人郑德宏忽然打来电话，说诗人东荡子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还让我告诉世宾和黄礼孩。这个消息太突然了，一点预兆也没有。他平时烟抽得很凶，饭量也不大，但每次聚会，总给人身体健硕、精力充沛的感觉。我大脑刹那间一片空白，愣了大半个小时，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消息太残酷了，我无法接受。我跟姚伟说，东荡子属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乃至全国极少数几个最杰出的诗人之列，影响了一大批诗人的写作。没有他，广东诗界未必有现在的局面，至少，受惠于他的诗人数以十计。我从不讳言就是其中一个。
我好不容易震慑心神，给世宾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说，正在赶往增城的路上，还没到最后时刻，他还当荡子活着。我说，你告诉黄礼孩吧。
在江门，我将消息告诉了一同开会的作家盛慧和刘迪生，他们很关注。12日，我跟世宾通电话，了解开追悼会的情况，约半小时后，又收到聂小雨以东荡子夫人身份发的讣告（由黄礼孩转发）。我的会务工作持续到14日，我决定和盛慧、刘迪生一起，于14日一早从开平出发，赶去增城参加追悼会。在东荡子的葬礼上，当世宾语带哽咽地致悼词时，我泪水横流。当东荡子胞妹吴真珍女士代表家属泣不成声地致悼词时，我再次痛哭失声。当葬礼结束，见到东荡子的家人，我又一次以泪洗脸。在葬礼上，我在心里回顾了东荡子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他的人格力量，他的人生理想，他对诗歌的理解以及其诗歌所抵达的高度，都让我充满敬佩。他的离去，不仅是朋友们的损失，也是汉语诗歌的减损，有朝一日，人们将会发现，这是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化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
今年，我跟他见了好几次面。譬如3月，我去增城小住，他请我们到家里吃饭。4月，一起在顺德参加某报文学奖的颁奖典礼。5月，东荡子在广州荣获第八届“诗歌与人·诗人奖”，我专门去捧场。6月，东荡子荣获首届“独立·扶正诗人奖”，我赶去东莞黄江为他祝贺。6月，我跟东荡子伉俪在广州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颁奖典礼上小聚。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的总结会议上，东荡子是本届签约作家。9月上旬一个中午，有个女作家建议在省作协附近找个咖啡厅聊天。因为固有的农民习性，我不喜欢咖啡厅之类，又不好大声聊天。但还是去了，在那次闲聊中，我跟该女作家有一场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无聊争论，我的观点是中国当代文学不怎么样，读了没什么收获，不读没什么损失。她跟我针锋相对，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很大，不可不读。东荡子静静地听我们争论，脸露笑容，说让我介绍本小说给他读。我先是说了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又说了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我强调说这本书很薄。他对后者很感兴趣，说要找来读。有一段时间，他说要写散文及小说，也发了不少给我看。写得很好，但还是他的诗好。2010年10月，我为《作品》编“广东文学院作家专号”，用了他的短篇小说《沉下去的鱼》。
当天晚上，有唱歌跳舞之类的联欢活动，此类活动我甚少参与。东荡子去参加了。他这两年，入世了很多，无论是话语还是姿态，都更平和，更谦逊，跟别人的关系也处理得不错。而他之前讲话很直接，很坦率，从不说虚的，虽无恶意，有时却未免像刺猬锋芒毕露。于是，我去找姚伟、游子衿、吴乙一他们聊天，到了10点多，我打他手机老没接（他将手机放在房间里了），后来，通过江湖海找到了他，又约了世宾和刘迪生等人，到了旁边的潮州小餐馆吃宵夜，山吹海聊。那一次，我们聊到了诗歌的技艺与精神（这是每次聚会的常规功课），聊到了将要在南昆山召开的“东山雅集”，聊到了日常生活、天下大事、国际形势乃至移民现象。像这种狂欢般的聚会，于我们很常见，而东荡子往往是核心，不仅是诗歌的核心，也是一言九鼎的老大哥。东荡子热爱朋友，总是看到朋友的优点，而对别人的缺点很宽容，这一直让我印象深刻。
翌日傍晚，在省作协饭堂用餐，我草草吃完，跟东荡子打了个招呼，就赶回黄埔了。没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当时人声嘈杂，烟雾缭绕，我甚至连他的模样也没有看清。
我跟东荡子结缘很早。大约在1993年，我从《茂名青年报》上读到他的一版文章，好像是评论某位茂名诗人的评论，内容想不起来了。大约在1994年9月，我赴省城求学前夕，在评论家向卫国家里看到了东荡子的自印诗集《九地集》，印装虽简陋，但收入了他的早期杰作。由于匆匆一瞥，我未能记住太多篇目，好像有《暮年》和《朋友》。
当年寒假，我回到故乡小城化州，收到了1994年第9期《作品》。上面登了我一首写于中学时代的小诗，同期有东荡子的诗歌《水又如何》，该诗使我震撼，尤其是结尾——“我确实活得不错/是我知道路的尽头是水/水又怎样/我就这样趟过河去”，十几年来都不曾忘记。我隐约知道，是在跟一首杰作遭遇，也是在跟一位杰出的诗人遭遇。我向来疏于交际，根本没想到之后的十几年，会跟东荡子因诗结缘，持续了十几年的兄弟情谊。
我依然记得跟东荡子第一次见面的情景。2001年1月，在五羊新城一座大楼里的《缅茄树·寻找他乡的故事》编辑部，我跟友人小聚，并带来了刚出版的《羿诗刊》创刊号。东荡子读了我的诗，就《音乐重新升起》说起，侃侃而谈，谈及诗的秩序及诗句的力量，认为不要绕来绕去，而要直取核心，诗句必须像斧头劈木柴一样有力。我很赞同。直至10年后，我写长篇散文《田野的黄昏》时，有一个章节写到劈柴，我不禁想起了东荡子昔日的一番话，我写道：“多年后我写诗。我跟诗人东荡子交流时说，诗句必须像闪电一样，同时具备爆发力、速度和光芒，在瞬间将你震撼并照亮事物内部的黑暗！力量、速度、情感、思想之类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那才是诗。东荡子说，闪电有时也是盲目的，不妨以斧头劈木柴作譬以说明这个问题，既不偏离，也不纠缠，木头在分开，诗意在呈现”。
之后有好几年，我跟东荡子来往不多，他跟诗人安石榴、浪子等交往密切，甚至在梅花园一起住了几年。他们偶尔也叫我去梅花园小聚。2005年5月后，东荡子得作家巫国明帮助，入藉增城。他在增城买了房子，在《增城日报》任副刊编辑，跟女作家聂小雨玉成良缘，从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
在此期间，我读到了东荡子出版于2002年的诗集《王冠》，东荡子作为杰出诗人的面目赫然显露，这本足以列入中国当代诗歌最重要成果之列的诗集，让我了解了中国当代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阔大，它建筑了东荡子不可摧毁的诗歌世界。在我看来，集中的每一首诗都是珍品，都经得起推敲，譬如《灰烬是幸福的》、《黎明》、《他们让卑微显现伟大》等等，跟我读汉译世界经典诗歌给我的感动与启发是相似的。我忍不住激动，于2002年10月写下了第一篇较完整也是我为数极少的评论《东荡子论纲》，兹录数段，以寄哀思：
跟东荡子的遭遇是跟一场祈祷的遭遇。尽管东荡子无法克制他的愤怒，我还是宁愿把他的全部书写视之为一种祈祷。他的存在减轻了神的失望。在他的诗中，上帝不止一次现身。但他的上帝超越了宗教。有时，他的上帝是大自然的最高法则，体现着宇宙的绝对意志；有时，他的上帝只是东方式的家神，守护着宁静和爱的打谷场。与其说村庄和大海是他的宗教，毋宁说热爱和祈祷是他的宗教。他的信仰只跟灵魂有关，他的诗篇捍卫着灵魂的纯粹和高洁。他书写的大海不仅具有浩淼和深度，还有流水的遗忘和鲨鱼的疼痛。他多次写过秋天的丰盈和村庄的静穆，但他没有忘记封锁村庄的大雪和黑暗中乘虚而入的打劫者。他热衷于歌唱，但由于他对世界的洞见，使他不满足于自己仅是一件完美的乐器。
东荡子进入诗歌的态度和方式值得称道，他始终保持着谦卑。这种谦卑使他俯下身来，得以最接近、最清晰地窥见事物的真相。他跟宇宙保持着平行和距离，为他宏观地把握事物提供了客观条件。他窥见了世界的秘密并冷静地说出，甚至这种揭示也是充满神秘的，因为他明白这种揭示的稀罕及局限。事物的奥秘在诗人的手中得到无穷的揭示又在无限中生长。一个秘密的揭示总是带来了更多的秘密，问题遂在无穷尽的拆解中无限繁衍，正如他在《伐木者》所说：“斧头为什么闪光/朽木为什么不朽”。正是《伐木者》一诗让我记住了东荡子，这首诗像斧头劈木柴一样直接而有力，他干净利落的风格让人着迷，而他在诗篇中的高度节制，显示了他驾驭语言的娴熟技艺。他深谙宇宙的神秘性及其必要，否则连上帝也难逃一死，他在《死亡的犄角》中泄露天机：“什么时候上帝把脸庞露出/什么时候上帝便露出死亡的犄角”。
东荡子关注的东西宏大、神秘，但因为他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从而显得扎实而具体，这得益于他擅长从日常事件中概括出生活的本质并进行诗意的言说。他那本色、质朴的语言就像古老的树根，具备了撕裂厚土覆盖的穿透力。树根是另一种闪电。但它隐匿着光芒和速度，保持着谦卑和宽容。这就是大地的本色。东荡子的诗意象繁复而不芜杂，内容密集而不模糊，思想天马行空而井然有序，写作激情被置于一种高度理性的制约之下，既显得汪洋恣肆又十分清晰。这是一种语言的秩序，也是一种思想的秩序，正是这种高度节制的秩序成就了东荡子的书写风格。东荡子出于对秩序的重视，干脆写了一首题为《秩序》的诗：“大概我们所需要的一种秩序/就是我们在努力做到的/我们自身大概也就是//我们听到和分辨出的那些声音/最后我们被埋没
东荡子的诗，往往能在十数行乃至数行之间表现出高远和开阔的境界，视野宏大，诗风大开大合而针脚缜密，这在当代诗坛堪称奇观。东荡子关注的事物可谓复杂之极，大至宇宙星云，小至沙尘草芥，无不在他涉笔之列。尽管内容广泛，却也脱离不了热爱和批判，正是深沉的爱使他的诗焕发了勃勃生机，他的大多数诗篇都可以称之为热爱和希望之歌，事物在其深情祈祷之中开花、结果，最终进入了圆满的伟大循环。譬如他的《他们让卑微显现伟大》，在这首诗中，作者以浪漫的情怀描绘了一个人间天堂以及天使般的人群：那里没有消逝只有永恒，没有惊恐只有无畏，没有杀戮只有热爱，一切卑微的事物都进入了伟大以及永恒之境。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和见证人，除了沉醉和惊叹，甚至发不出赞美的声音而归于沉默。这首诗呈现的爱、宽恕和慈悲达到了当代汉诗中罕见的高度。
毕竟，天堂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之中，也许，天堂永远不会在人间建立？人间充满了黑暗和丑陋，“他们”时刻发生着战争和阴谋，东荡子因这一切而饱受痛苦，不得安宁，他决定把窥见的这一切和盘托出。他只是冷静而尖锐地揭示，而无意充当愤怒而盲目的审判官，从而更使人因真实而惊悚。在《给这个时代》中，东荡子以大海为背景，触目惊心地描绘了一个充斥着猎杀和刮食的疯狂时代，并向“你们”敲响了警钟。在《黑暗中的一群》中，这些远离光明的家伙，则追逐着腐尸与垂死，在两个向度上加深着身体内部和大地内部的黑暗。在《疼痛》中，连鲨鱼的内脏也被擅长阴谋的“他们”所嚼吞，大海因此而发出了疼痛。也许，遗忘本身比邪恶更可怕？他这样写道：“但很快会平息。”正是这个貌似平静的诗句，使一种深深的疼痛和恐惧从远古的海水弥漫上了我的指头，并使它们战栗。最让我震惊的是《黎明》，这首只有七行的短诗，把世界之夜的黑暗一直延伸到黎明的庭院中：“水池的鱼把最早的空气呼吸/水池那样浅
东荡子的价值就在于，在世界下坠的地方，他开始祈祷。关于世界的下坠，他在《下坠》一诗中作出悲剧性的描述。祈祷从来都是在黑暗中完成的，这就是祈祷的根本意义。东荡子抛弃了所有祈祷的仪式，他的双手却闪耀着梦想的光辉。一个真正的祈祷者怎会丧失希望呢？《空中的梦想》所写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充满苦难和困境，东荡子依然豪迈地写道：“蜘蛛没有翅膀
这篇文章写好后，贴在诗生活网站及一刀中文网的个人专栏上，只在小范围流传，没有公开发表过（听说增城一份文学内刊数年前做东荡子作品专辑时用过，但我一时找不到样刊）。我不是评论家，也极少撰写文论，但作为一位诗歌读者及写作者，我有义务撰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当然，这篇文章不算好(后来，世宾、张绍民、向卫国、夏可君、黄礼孩、洪治纲等重要作家或评论家，都写出了关于东荡子诗歌极具分量的评论)，对东荡子诗歌艺术的领悟也很有限，却充分表达了我对一位杰出诗人的敬意。我发现，在我为数寥寥的文论当中，关于东荡子诗歌的阐释占据了重要篇幅。譬如完稿于2010年的《对南方诗歌现场的有限观察——以广东诗歌及诗刊为例》（此文曾刊发于梦亦非编选的《东山雅集》2010年卷及《新世纪文坛报》），此文分三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东荡子的诗与黄礼孩的诗刊”，关于东荡子的内容，兹录如下：
“作为诗人，东荡子的重要性水落石出。东荡子走过的道路不属于任何人，这造成了他人评价的困难。由于其争议性，东荡子的命运如礁石，其存在不容置疑而充满隐秘性。现在已无人怀疑其对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诗坛产生影响，但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则仍需研究。鉴于他对人类孤独处境的揭示及精神出路的探寻诸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让我有理由肯定：他既是艺术丛林披荆斩棘的勇士，又是人类自由的捍卫者。他的诗体现了语言艺术和祈祷性质的道德感，而毫无雕琢感和说教口吻。他善于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经验中结晶诗意，并有能力提升到形而上乃至人类普遍经验的高度，这使得他的诗既具有人间烟火的气息，又能轻易摆脱一地鸡毛般的日常生活之泥淖（无灵魂的人类生活类似于虫豸匍匐在地的爬行状态），而像飞鸟奋力扑向开阔而澄明的自由天空。
东荡子的诗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或隐喻系统，涌现出启示性、虔诚的祈祷和甜蜜的洞见。由于其对世界秘密、人性幽深及艺术奥妙的领悟，使他从不纠缠于事物或理念，总是直取核心。以此相对称的是，东荡子创造了一种难以觉察而又十分独特的形式，那就是他只服从语言的音乐性和内在秩序的召唤，而无视表象的逻辑或理性。他以其精确如数学、清澈如水晶的诗句，以自然而神秘的方式揭示了世界的秘密；从而打破了形式上的封闭性，出现了源头式的开放性及多种阐释的可能。东荡子的诗句既简洁又神秘，既直白又高深。其中充满音乐性的抒情和玄学化的思维使其诗具有一种祈祷诗的效果和斧劈木柴的力量。尽管形式无法单独考察，但东荡子跟他人迥然不同的形式感，将为更多人所称道。东荡子以其无法替代的写作表明，文学仍然是想象力、心灵感觉和精神自由的世界。”
又如，拙作《从完整性的角度谈诗及其形式》（见《完整性写作》下卷，世宾、陈培浩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我写道：
“不要纠缠于事物。围绕某一核心意象运用联想法组织起来的诗，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均呈现出可怕的封闭性。因而使诗显得肤浅和僵化，其对神秘的揭示是有限度的，乃隔靴抓痒。不纠缠于事物，不仅仅是通过某一事物跳跃到另一个事物。这种链条式的滑动是无穷尽而无济于事的，因为它总是无力摆脱最基本的链条或最核心的事物。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摆脱某一事物的纠缠，也没有摆脱某种雷同的、机械的、低级的写诗方法。而这种方法写出来的诗，无甚新意。诗最基本的修辞方法，如暗示、隐喻和象征就没有用武之地。大多数的作者就是这样干的，数十年如一日。
我认识的诗人中，东荡子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总能毫不费劲地避开事物或形象/意象的束缚，而准确、神秘地揭示出诗的某种美感、秘密或真理性。”
再如，我于2008年赴岳阳参加诗刊社的一个笔会，提交了论文《30年中国诗歌的经验与教训》（曾应诗人刘付永坚之约，刊于其编辑的《橘州文艺》，期数待查），在论及30年来的中国诗歌时，我写道：“近年来，赵红尘、东荡子、陈先发和汤养宗，其诗歌面目亦日渐清晰。而某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诗人，而其声誉已朝不保夕”。
列举这么多，我只不过是想说明，就一个诗人或评论者来说，就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对东荡子的诗学给予了个人尽可能有的尊重与好评。我对东荡子的诗歌从来不吝以最大的赞美，不管私下跟别人交流还是写文章，我都是这样说的。我最近两次对东荡子诗歌的公开赞扬，一是在东莞黄江就他获奖时的发言，一是跟评论家世宾、龙扬志和苏文健在题为《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写作》（经录音整理后，全文刊发于2013年5月《新世纪文坛报》）的对谈之中，重申了我一贯的看法：“诗人要揭示人与世界的古老联系，要揭示世界的秘密，但揭示的过程也要保持神秘性。我认识的诗人中，东荡子就做得好，他能毫不费劲地避开事物或形象的束缚，准确揭示出诗的某种美感或秘密。”
在当今诗坛，很多诗人名不副实，而东荡子恰好相反，他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诗界的公正评价。直至今日，我认为他仍没有获得相称的地位和声誉。早在2002年，他的诗集《王冠》已横空出世，但冷漠、迟钝的评论界犹如鸭子听不到雷声。我为此略感不平。倒是东荡子不在意，他了解自己的诗歌艺术，也对此充满信心。他几乎不去投稿，对发表也不热衷。大约在2005年前后，有几家刊物请我代为约稿，我说服了东荡子（我说，我知道你不在乎发表，但你的诗歌应当让更多人受益），将他的诗歌推荐给了几家刊物，譬如《诗林》、《星星》等，他都是首次在这些期刊发表。其中，《诗林》编辑安海茵对东荡子的诗歌极为赞赏，为他做了一个专辑，后来还陆续推出了几次专稿或小辑，包括了他最重要的诗篇《阿斯加》（在撰写此文时，我犹豫再三，要不要将旧事说出。我不是要说在推广他诗歌时做了什么，这不值一提——尤其是比起重视东荡子诗歌的朋友们，譬如黄礼孩为他印过《不落下一点尘埃》、《东荡子诗选》等好几个集子——我只是想强调，东荡子的诗歌终究会引起诗坛重视，同时，我也为安海茵们的慧眼识珠而感动）。随后数年，东荡子的诗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好评，尤其是他获得《诗选刊》“2006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后，作为诗人的东荡子，已广为人知。这是必然的，尽管荣誉来得有点迟，但总算是来了。之后，《诗选刊》多次推出其作品专辑，跟《诗林》、《青春》、《诗歌月刊》等，都是多次大规模推出东荡子诗歌的刊物。
从此，好事接二连三。2013年，他从荣获《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起，接连收获了包括“诗歌与人·诗人奖”、第九届广东鲁迅文艺奖（2009年，我跟向卫国参与第八届鲁迅文艺奖诗歌组的初评工作，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东荡子再版的《王冠》是广东近年来最杰出的诗集，一起力推。我慷慨陈词，说东荡子对广东诗歌的贡献远被低估，他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广东诗坛，没有他，也许就没有一批广东青年诗人的成长与成绩……所幸，4年之后，东荡子诗集《阿斯加》及夫人聂小雨散文集《鲇鱼须》同获该奖，填补了增城市在该奖上的空白，一时传为佳话）等重要文学奖励，在官方及民间都颇受赞誉，东荡子作为一位杰出诗人的形象呼之欲出，正在为公众所熟知。这几年，省内乃至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增城看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对朋友们总是热烈欢迎。但是，他却不幸辞世了。呜呼！
网上有东荡子的简介：“东荡子，原名吴波，现居广州增城。1964年9月生于湖南省沅江市东荡村（东荡洲）。木匠世家。1982年高一辍学，同年应征入伍在安徽蚌埠某部。1983年转业后从事个体经商、教书、记者、编辑等，干过十数种短暂职业。1994年至今在深圳、广州、长沙、益阳等地工作或闲居。1989—1991年，先后在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东荡子一生充满纯粹与传奇，他在增城跟夫人聂小雨生活的这几年，是他幸福的一段时光，也是他诗艺日益精湛、创造力旺盛的时期。在增城，他完成了诗集《阿斯加》，并大获成功。他打算每年撰写并出版一本薄薄的诗集，在6月，他跟我说，今年已完成了计划中的30多首，但还没有定稿，我后悔没有像以前及时要来看并跟他探讨。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他热爱诗歌与朋友，就广东诗人写过多篇评论文章，譬如《浅淡广东本土青年诗人》（见《文艺报》2008年1月12日），这也是关于广东诗歌的重要文献，其中论述了赵红尘、浪子、世宾、黄礼孩、粥样等诗人的作品。印象中，他还写过余丛等诗人的专论。出于对东荡子诗歌的热爱及其人格魅力，热心帮助东荡子的人有很多。他入粤之前的情况，我所知不多。入粤以来，很多广东诗人或朋友如巫国明、世宾、黄礼孩、江湖海等都很敬重他，关心他。东荡子是一个感恩的人。他常将世宾、黄礼孩、巫国明、江湖海、刘子乐、老桥等人的关爱与情义挂在嘴上。甚至别人给他寄了一点稿费，都跟我说过好几次。倒是东荡子热心帮助朋友的事，外界可能所知不多。除了在诗学上指点过很多诗人之外，据我所知，东荡子利用个人影响力解决了不少朋友的工作问题。尽管他身份卑微，自己的工作也不算理想。
东荡子以其卓越的诗歌写作及理论阐释，为广东诗歌乃至汉语文学赢得了尊严。2003年，他跟世宾、黄礼孩倡导的完整性写作，在诗坛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他将自己领悟到的诗歌技艺慷慨地传授给了身边的诗人们，而不求任何回报。他一生过得不算顺畅，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对自己的写作及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他对生活的艰难以及时代的冷漠无所畏惧。他一直是快活的，也是勇敢的。他一直致力于消除内心的黑暗，并将此一信念传递给他人。作为诗人，他跟他的诗歌都是豪迈的，超拔的。他是一个诗人合一的人，“他的写作跟他生活的世界及他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像这样纯粹的诗人，在物质时代不多见了。
9月初，我参与编选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的一部诗集。东荡子应邀给我发来了获奖诗集《阿斯加》中的28首短诗，包括《异类》、《让他们去天堂修理栅栏》、《喧嚣为何停止》、《他却独来独往》、《宣读你内心那最后一页》、《伤痕》、《倘使你继续迟疑》等等。我以前都读过，记得初读时十分震撼，认为每一首都是杰作，尤其是对《让他们去天堂修理栅栏》赞不绝口，曾多次跟世宾等朋友探讨过此诗的非凡之处，此诗只有短短六行，却具有一部长诗的容量，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它简洁而有力、短小而磅礴，浅白而神秘：“鱼池是危险的，堤坝在分崩离析/小心点，不要喊，不要惊扰/走远，或者过来/修理工喜欢庭院里的生活/让他们去天堂修理栅栏吧/那里，有一根木条的确已断裂”。如今撰写此文，我重读了一遍，仍然坚持之前的看法。现在，东荡子的诗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诗歌界也越来越认识到东荡子诗歌的价值，而他只能去天堂修理栅栏了。写到这里，我忍不住潸然泪下。东荡子兄，愿你在天堂里安息。
2013.10.16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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