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3/large/4bad16c1jw1ewv12uxw68j20e80aoabj.jpg                刘梦溪教授谈《国学旨归》
  上午周易玄先生、王一副院长一同去看望导师刘梦溪教授。梦溪教授对书院未来的发展提了一些意见。
  话题转移到了文化领域，梦溪教授主张今人还是多读一点经，同时建议在中小学设立国学课，主要以“六经”的内容为主，从《论语》、《孟子》入手，化繁为简，循序渐进，期以百年、几百年之后，使中华文化的源头经典“六经”，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中华文化养国人之志，首先就是“敬”。教授说“敬”是具有恒在意义的价值理念，指的是人自性的庄严。《论语》里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马一浮先生认为，“敬”就是一个人的“志”。所以我提出，“敬”已经进入到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学传统文化，唯以一个敬字才能进入。
  孟子所谓“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是这种“敬”的精神；陈寅恪毕生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这种精神；《红楼梦》中鸳鸯宁死不做贾赦的妾，同样是这种精神。学者有了这种精神，可以不盲从，不屈从，不妥协，不曲学，不阿世。为了守持这种精神，必要时可以“一死从容殉大伦”。儒家话语下的信仰力量在此，在个体生命的自性的庄严。
  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自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但彻底废弃文言，不是明智之举。文言写作的废弃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损失。文言的好处，在于可以保持文本书写的庄严。文言表达婉曲典雅，可以不失身份地曲尽其情。国家的重要文诰，包括外交文献，适当使用一点文言的话，会显得典雅庄重，增加文体的庄严。
  谈到中西文化的同与异，梦溪教授认为：
《易经》里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意思是说，人类的不同在于方法和途径，也就是“化迹”的不同，最终的结点总是要走在一起。所以不同，是因为有同。与其标立彼此之“异”，不如首先认同求同。《易经》“序”卦论证更为直捷：“与人同者，物必归焉。”亦即要达至众望所归，得到他人的认同，自己必须首先“与人同”。“君子和而不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过多地强调人类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
  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依张氏之义，宇宙间万事万物，不过是对待、流行、校正、和解而已。对待与流行的结果，不是吃掉、消灭，而是通过校正，达至和解、共生。关键是最后一句：“仇必和而解。”鲁迅一首诗里说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最能得张载义理的真传。
  世界各文明体之间，虽然存在差异，却不必然发展为冲突。人类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是走向文明的融合而不是相反。人类如果因文化的差异与“不同”而呈现对立，彼此当事方应该通过对话，达成“和而解”，而不是走向“仇而亡”。这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也是人类本性和人类理性所应该指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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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梦溪教授对于《国学旨归》一书，建议可以专门将《千古易人》作为一个课题来做，也很有价值。
  易玄先生的《国学旨归》系列丛书第一辑，包括《老子汇通》、《干支哲学》以及《千古易人》。先生在第一辑总序中曾提到，《千古易人》中的人物大多遴选于《二十四史》，原本想对其中的人物进行逐一评点，又觉不妥，于是只附上了原文及注释。先生说历来收录易学名家的辞典，多为易理派名家，忽略了许多受到象数影响从而成长起来的人物。易玄先生认为大易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在各行各业各领域都有人受到易学的影响从而做出瞩目的成绩，或影响当时，或影响万世。如果仅以学者——又尤其仅以义理派的学者为主进行收录，则太过狭隘与片面。后世有很多帝王将相本身就深受易学思想的影响，但是你很难框定他属于义理派抑或象数派，譬如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等人。
  梦溪教授赞同易玄先生的做法。梦溪教授认为易玄先生最终在《千古易人》书中没有对易人们进行评点，只是罗列了相关文献，这个做法很可取，只罗列文献，让读者自行去思考，远比有评点更好。如果要评点，就专门用一本书对所有人物进行总体性的评价，这样更能传达作者的思想。梦溪教授甚至认为，《千古易人》应该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做，完全破掉原有的局限，以往收录的易学人物，几乎都有各自的易学专著，但是有许多人本身是述而不作的，尤其《易经》，更以心法取胜，历史上没有著述的，也可以收录进来。不仅是正史，在前人笔记里有提到跟《易经》有关、受到了《易经》影响的人物，都可以列入，这样的话，《千古易人》的内容便极为丰富，也很有意义，也能充分说明作者想表达的观点。
  梦溪教授说旨归的名字也很好，马一浮先生认为“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中华文化，又必归于《易经》，所以以易统领国学，以易道思想作为国学之要旨本原，是旗帜鲜明的表达。
  他指出马一浮先生1938年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时重新给国学下了一个定义，提出国学指“六
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定义“六经”为国学，可以和文史哲各人文学科区分开来。同时国学也就可以入于国民教育。如果定义国学为全部历史文化，便不知从何说起。即使定义为固有学术，也不是很多人都需要涉足的领域。惟有定义国学为“六经”，就可以成为与每一个中国人都相关的学问，应该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内容。
  易玄先生说撰写《国学旨归》第一辑时不到20岁，太年轻，有许多不足，第一是游学期间辗转奔走，断续相继，成书仓促，缺少一贯之气；其次学养浅薄，不成系统，缺漏太大。所以到一定时候准备再进行全面修订。
  梦溪教授期待见到《国学旨归》第二辑及后续作品的问世。
  畅谈了一个上午，临别时梦溪教授送了两本他的近著给王副院长与先生，分别是《马一浮与国学》及《现代学人的信仰》。（四观书院讯201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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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刘梦溪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艺术美学暨文学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华夏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