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阿发表于：2007.10.04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孟子*离娄章上》；曹雪芹写道：“宝玉……黛玉……既熟惯，便更觉亲密；既亲密，便不免有些不虞之隙，求全之毁。”（《红楼梦》第五回）；金庸为自己辩解，自称想到了孟子的这两句，又画蛇添足解释其意为：“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致<文汇报>函》）
曹雪芹已经有点小说家言的味道了，而金庸，则像他笔下的武侠，胡来、乱抡。孔圣人后裔、北大教授孔庆东认为金庸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人物，因此，金庸口不择言的训诂，大概也会成为日后汉语之中“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标准解读。活在一个“胡言乱语成时用”的时代真是让人爱恨交加。——恨它莫名其妙，爱它难得糊涂。我为曹乃谦作第六辩，因此也就敢大胆地、不求甚解地引孟子来做标题，而内容则是对评论家、阅读者的评论所做的摘录和点评。至于哪句是“誉”哪句是“毁”，到底是“不虞”呢还是“求全”，我则不予考证，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搞清楚干什么？这世道难得糊涂呀！
一、身份
丁幸娜：“我们的民间是有文化的，有宝藏的。曹乃谦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他能写出好的作品，就是因为长期浸润在民间文化之中，倚靠着民间文化的资源。……（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曹乃谦的成功，也证明这种民间的、地方的、基层的文化是有自己的力量和魅力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曹乃谦与“雁北文化”》）
杨新雨：“他是一个有情性的真实的文人，是一个爱好广泛并多才多艺的城市文人……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是写不出乡巴佬的，要写乡巴佬，至多只能做半个乡巴佬，同时还得是整个的一个真正的文人，这后一点永远是重要的。文人可以写出自己，而乡巴佬却写不出自己。”（太原市作协主席，《文学的力量——我读曹乃谦小说》）
唯按：丁同学的看法很可爱。不但可爱，还很准确。曹乃谦是一个独特的小说艺术家，但看世界的角度，正是“民间的、地方的、基层的”。他没有像许多中国作家那样，扮演官员、宣传者、启蒙者、编辑、教授、新闻记者等等混乱角色。——中国作家向来缺乏明晰的自我身份的确定和确认，因而他们总是面目模糊，而其言说则或言不由衷或吞吞吐吐；至于杨主席，窃以为还是太过胶着于马悦然先生的“乡巴佬”一语了。他的话给人一种错觉，即具有了“文人”的身份便具有了不同于“乡巴佬”的立脚点和言说资格。
二、独创性
杨新雨：“大多数的写作都互相雷同，甚至，都只是无意识的仿造。只有极少数的作家才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文学，曹乃谦也许可以算是这极少数的作家之一。”“他们看到别人写过的情景，就有了灵感了，就会模仿一番了，而面对新鲜的事物，脑子就没感觉了。而曹乃谦面对新颖的景物和人物，写得是多么从容又精彩。”
唯按：几乎所有的“评曹”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如果仅仅是因为忙于认定曹乃谦是否一流的问题而无暇顾及，那还情有可原；如果是压根就看不到这一点，或者认为独创与否不是什么大问题，那就叫人觉得悲哀了。杨先生还提到曹乃谦小说中的细节的真实，“它给了我满满当当的真东西。”细节几乎是文学的生命线，纳博科夫说道：“细节优越于概括，是比整体更为生动的部分。”因此他大声疾呼：“拥抱全部细节吧，那些不平凡的细节。”——他这是在教读者读书的方法，但同时也是教作家写作的方法。
杨先生在谈及曹乃谦的文本形式时说道：“单纯的形式探索我不敢说没有意义，但我总认为，好的作品不会由此产生。”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且并无一个所谓的“内容”与其相对、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相夫教子或相看两不厌。关于“形式”的陈旧看法使杨先生最终没能完全站到艺术的这一边。
三、 文体主义者
马悦然：“曹乃谦是一个minimalist
writer（我不知道这个英文词该怎么样译成中文：极微形式的作家？）他的著作中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他会用不超过五百个字，把一个人的命运或家庭的灾难都写出来。我觉得他的写作方式类似音乐的演奏。”（《<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序》）
唯按：音乐我不懂。但是“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我以为几乎等同于“为求一字稳，捻断数根须”。——这是古典律诗的作法，其实应当是一切艺术性写作的作法，所以，当然也是现代小说的作法。福楼拜就是这样一个痴迷的文体学家，他断言真实性是无用的东西，而一句“写的漂亮的句子足以使一个人成为不朽”。他常花几年时间为一部小说的句子润色，他不让一个词语重复出现，即使隔好几行也不行。所用的词如不能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会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他“向他们证明一个人同时既可以是现代社会的精细画家，也可以是伟大的文体学家。”在中国，“社会”始终比“文体”重要，因此他的话应当反过来说：“向他们证明一个人同时既可以是伟大的文体学家，也可以是现代社会的精细画家。”
四：插科打诨
彭超：“我刚拿到书，还没怎么看。不过我觉得也不需要看太多，就知道他的大体风格了。……但我不同意他们所说的语言的精致化，实际上他的语言跟中国古代的小说比如《聊斋志异》相比，差得还很远。”（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在北大“品曹会”上的发言）
唯按：“我还没怎么看”或“我没看”，然后是“我说两句”，这种插科打诨的活宝，在中国的评论界是大有人在的。至于拿曹乃谦和蒲松龄比“语言的精致化”，则令我瞠目结舌。彭超还有一段发言：“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他们在叙述方面，我们的阅读经验在经过他们的陶治之后，我觉得很难再去欣赏这种语言及风格。”经过“先锋小说”的陶冶之后，又如何去欣赏蒲松龄这种“文言文”的“语言及风格”呢？后生可畏，我拭目以待。希望不要搞成关公战秦琼。
四、 再谈语言
杨新雨：“因此曹乃谦使用全套方言土语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多么省事，再不用寒窗苦读，皓首穷经，生活中怎么说就怎么写，对话语言照搬上来，描述语言也用老乡说事的那种话。”
唯按：杨先生似乎有这样的担心：经过曹式语言风格冲击之后，“寒窗苦读，皓首穷经”成为无意义的事。这种思路有一类比：科举制度取消之后，阅读“四书五经”就成了无意义的事情了。当然不是如此，比如时髦至极的现代女性于丹，不还在大谈《论语》心得吗？原因何在？经过现代精神的陶冶，于丹读《论语》就和为科考而读《论语》有了本质的不同。同理，经过了“寒窗苦读，皓首穷经”（曹乃谦自称对西方文学技巧并不陌生）之后，他对全套方言土语的使用才具有了文体学的意义。
“老乡说事”和小说的描述也难以以一句“搬上来”来解决。描述语言的背后是文学，但老乡说事的背后不一定是。从“老乡说事”到小说描述，必须经过一个作家的取舍、角度的调整和布局的安排等问题。道理很简单，五四采用白话文（即现代的人民的口语），但并没有解决文学的所有问题。批曹的邵燕君说：“在当代众多随风而动、面相模糊的作家中，他风光独具，堪称优秀。”刘晓楠说：“这样的语言是有冲击力的，当人们被当代小说那些泛滥满纸的大白话弄得审美疲劳之后，看到这样独特而简捷的语言时，确实眼前一亮。曹乃谦是有风格的，人们凭语言一眼就能认出他。”“老乡说事”肯定不能得到苛刻的评论家如此高度的赞扬。
五、“还是作家理解作家”
徐则臣：“……进入小说的路径。有的小说就是用显微镜看，但有的小说就是用望远镜看。我们不能拿望远镜的标准来评判需要用显微镜来看的作品。比如工笔画和大写意的画的差别，我们看大写意画一看就觉得很过瘾，他本身就是比工笔画要自由，它有一个腾挪的空间。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张大千就比吴道子（工笔画家）要高明得多。不是一种类型的不能比较。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在用一个可能不是太适当的标准在评判曹乃谦。他其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像晓楠说得那样，太小、琐碎。但是在某一方面能做到他这样，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当前的许多作家总是要特别强调一种境界问题。对比许多国外的作家，一编辑部开会的时候，我也屡次说过，像汪曾祺的小说、刘庆邦的小说等等，都在拼命往下压，压到一种很平淡的地步。让人觉得境界很高。我现在就觉得这种方向是不是一种误导？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怀疑。我就是觉得人应该激烈一点，有烟火气一点。更澎湃一点。更原始的接近人性欲望本身的东西。曹乃谦的小说中我觉得就有一些原始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他跟汪曾祺的路子显然是不一样的。就在小说的写作上，我觉得他还是用比较节俭的笔墨写出了比较多的东西。用几个字，就把需要写的东西全部表达出来。写同一个东西，它用的笔墨要比别人要少一些，这种笔法，在当下写作中，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拉拉杂杂写了那么多，其实都是不及物的。但曹乃谦只用两句对话，就能把隐藏的意义揪出来。”（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作家，《人民文学》编辑）
唯按：“及物”，数年前我在徐则臣经营的“左岸会馆”上首先谈论过这一写作的技术性问题，我说的是“及物体物”。我比较孤陋寡闻，因此不知道除我之外，是否还有人、或有人先于我而有这种意识。
流马对《为曹乃谦辩护之四：汪曾祺令谁被动？》一文跟贴评论道：“还是作家理解作家啊。”在此，我将这句感叹挪用给徐则臣。“我们拉拉杂杂写了那么多，其实都是不及物的。”这指出了中国文学具有普遍性的病症。但中国的作家和评论家就是如此“不识庐山真面目”。至于“曹乃谦只用两句对话，就能把隐藏的意义揪出来”，更是写作者应当重点关注的大问题。
出于“作家理解作家”的必须，我引用了徐则臣这一段发言的全文。另外，我觉得本小节的标题改为“进入小说的路径”也是可以的。还有，我非常赞同小说应当“激烈一点，有烟火气一点，更澎湃一点”。
六、风景描写
徐妍：“曹乃谦小说的生存论转换对古典美学而言也是一个冒险。小说一经将生存作为写作的对象，是否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譬如：风景，作为古典美学的重要元素，逐渐地淡出了小说之外。尽管如此，小说在古典美学的当代转换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古典美学精神的生存论转换》）
唯按：为小说中的风景描写的缺失而担忧，我应当还是“始作俑者”。在中篇小说《禅：踳猫》中，我旁逸斜出道：“……中国作家早就丧失了描述自然的兴趣和能力了，而他们培养的读者，遇到这些内容则无一例外会跳读。”作家流马曾对这一论断大加赞赏。——我并非据此认为徐妍所论出于我，他们这些评论家，不会读籍籍无名如我者。
徐妍的《古典美学精神的生存论转换》和张清芳的《独特的结构形式》，是北大师生所作“评曹”文章中有见地的两篇。我想转一段纳博科夫的话与她们共勉：“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一个读者既无艺术家的热情，又无科学家的韧性，那么他是很难欣赏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评论家也是如此。——她们还是学生，应当海纳百川不择细流，因此没准能原谅我的冒昧。
不过，“风景作为古典美学的重要元素”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古典中的风景，几乎都是意象的写意的处理方式——而这一点曹乃谦恰恰是有的，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风景描写”，即便是在古典小说如四大名著之中也是如此，比如有名的“那雪正下得紧”、“一轮红日，正恹恹地西坠”等等。对自然的描述，是汉语小说学自西方的观照方式，即后来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一个文学方法论。我们一度习得，但又濒临灭绝。我在小说《儒：景阳岗》中曾“举”吴伯箫为例。
在整个东方恐怕都是如此。比如，三岛由纪夫在《春雪》中对雪景进行了两三页的描写，川端康成赞扬他“将日本古典的王朝文学的美发挥到了极致”。川端说的是美学意味，绝不是小说的技术手段。——日本文学我所知甚少，因此这一判断出于猜测。
七、热情
陈文芬：“台湾的书评对于这本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反应出奇的好，《中天书坊》电视节目主持人陈浩写道：‘一遍就读傻了。性感到了极处，悲凉也到了极处。’”（《众神的花园——我读曹乃谦的小说》）
拜读《众神的花园》，深感两岸文评的差异。大抵对岸更人性化，而此岸更学究气些。所谓人性化，自然是作为一个读者的应有热情未被漂白；而学究气则指陷进了文字障里，对人性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屏蔽。“一遍就读傻了”的、认为它“性感到极处”的中国大陆评论家大概没有，这没什么。但不认为小说“悲凉”，我以为纯属人的“麻木”。
《众神的花园》以较多的篇幅谈论曹乃谦的小说集《最后的村庄》，正可与杨新雨为《最后的村庄》所作的序参照来读。
另外，我不同意陈文芬将《最后的村庄》视为曹乃谦小说艺术的青春期——这和写作时间表无关。这里收录的小说具有更为灵活的文体意味，有那么几篇可以在小说创作课堂上解剖了来研究。——可能我自己写小说，所以更看重这一点。此外，《孤独的记忆》一篇，所有搞文学的人都应当看一看。
2007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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