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平惨案，我们能够想到的是：1、是什么原因导致凶手郑某杀人？2、如何预防不特定的个人变成“凶手”，从而尽可能避免他们采取报复社会的过激行动？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即：既然有人要“报复社会”，那么，我们如何“保护社会”？

可以肯定的是，郑某杀人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有“报复社会”的基因，而是因为社会将他边缘化了。导致郑某神经错乱以致疯狂杀人的，是社会本身；即使不是全部社会，也是社会的局部有问题。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偏偏是郑某，而不是其他的人行凶？”的确，郑某不是特定的杀人犯，但是，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杀人犯却是不特定的。而最有可能成为杀人犯的，往往是那些孤立于社会的人。他们不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而是自暴自弃，最后想着的是如何祸害他人。所以，反社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可悲的！

 然而，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是孤立于社会的，也就是说，人人都是可耻的，人人都是不特定的潜在着的杀人犯或者致害者。而将“杀人”（或者自杀）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人们，往往是那些特别孤独的人。而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对于这些特别孤独的人，几乎没有预防机制以及免疫系统。所以，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报复社会”并且“成功”的概率往往极高。因为“报复社会”甚至具有一定的“道义”性，其“逻辑”（尽管荒唐）是：既然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那么，“报复社会”就是对一个坏社会的打击。

 “杀人”不过是“报复社会”的极端形式。实际上，每个中国人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如何“报复社会”。例如，假冒伪劣泛滥，以及中国人的无数日常陋习，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报复社会”的种种体现。因为所谓“报复社会”，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假大空，我也假大空；你丑陋，我也同样丑陋；“他们不让我活，把我逼疯了，我也不让大家活”。君不见，中国人都是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否则，就不可能生存。

 郑某“觉得活着没意思”，就像我们中的很多人一样，也是“觉得活着没意思”的。然而，不去穷凶极恶的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被“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彻底打垮，尤其是绝对不能选择“报复社会”的极端方式：杀人。在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质疑：不去“报复社会”的理由是什么？尤其是当一个人被逼无奈的时候。类似的质疑必然将问题引向进一步的讨论：针对“觉得活着没意思”，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一个人应该在社会中如何立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如何在社会中体现出来？

要回答这些问题，很多人想到了伦理、宗教、信仰、教育等等方面，认为“人生的意义”等问题可以通过宗教、教育而获得。实际上，这些观点并不确切，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政治。好的政治创造好的社会，好的社会创造好的人性。没有好政治，就没有好人。尤其重要的是：在好政治之下，“人人平等”就是一种信条，并且，在这个信条之下，没有人会“觉得活着没意思”，其必然结果就是“不残酷”，更不会杀人。每个人都在分享他人的“人生意义”。很自然的是，由此，每个人就不再孤独。你的孤独，就是一种可耻。以这样的视角，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就是暴君，而且他也是最可耻的人。各种各样的杀人犯，其实都是暴君思维的产物。

南平惨案的启示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枪械管制问题。尽管世界上还没有最完美的民主模式，但是，我们却能够指出那一种政治是不民主的，即不好的。例如，该案的行凶武器是水果刀，不好的政治就会想到：严禁任何人携带水果刀到公共场所。这种做法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社会不稳定的问题，但是，长期来看，它只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惟有民主政治，才能让最大多数的人们自觉地选择自尊自爱而非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