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最近邀请了几位在京参加两会的企业界的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和一些杂志的老朋友座谈一个现在越来越现实的问题：财富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也很荣幸地被邀参加。在众多精彩的发言中刘永行先生（被福布斯评为中国首富的刘家四兄弟之老大）两个朴实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希望集团创业的初期，他们做过孵化鹌鹑的生意。后来，鹌鹑慢慢变成市场上的抢手货，而养鹌鹑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大有欧洲历史上炒作郁金香，十几年前全国种植君子兰和去年全世界一起炒网络之势。对做源头生意的刘氏来说，这本来是件天大的好事，可以趁机在短时间内完成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原始积累”。但刘氏兄弟却清醒地看到如果任由百姓炒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大问题。因而他们自己出钱做了一份《告全县人民书》，提醒大家不要一窝蜂养鹌鹑，否则会有极大的风险。热潮被平息了下去。虽然刘家一时少得了许多本来可以得到的收入，但他们因此而建立起来的商誉对后来长期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刘氏的下属有抵抗不住诱惑的时候。设在上海的饲料厂曾一度因市场的狂热而供不应求。经销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建议降低产品的质量（减少某些重要原料的份量）以提高产量，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也可以有更大的利润空间。上海的工厂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一时间多销了许多，利润也上升了许多。但惩罚却接踵而来：往常的销量在每年一万吨左右，而次年的销量因失去农民的信任而下降到仅有一千吨！后来，刘永行先生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决定用三千万元补偿农民的损失，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才逐渐把失去的商誉重新建立起来，并恢复正常的销量。

    

    无独有偶，我以前提到过的德国首富ALBRECHT 家族也有一些类似的做法：在他们给客户的承诺中，除了质量就是市场上的最低价格。为了不失信于顾客，当供应商决定降价时，他们的连锁店里的商品马上就会把价格降下来（而不是像普通商店那样，把原有的库存按原价销完之后再降价或推迟一段时间再降价，以取得一些额外利润）。同样，他们花费大量的力气降低运营成本，却不把成本的降低当作额外的利润，而是再次用于降低价格，让老百姓受益。因而，ALBRECHT家族的连锁店ALDI就成了德国最受老百姓欢迎和尊重的品牌。

    

    道德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原本很简单：没有致富手段的纯粹道德家不可能积累财富，也无法造福于民；但上述例子也说明一个企业、一个人若没有基本的道德标准也难以长期在市场上生存下去。如果说以前还有靠投机取巧取得成功的机会，现在这种机会越来越少；如果一个企业小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企业大起来之后就越来越不可能。可惜的是许多人、许多企业还在学习往日因不择手段而积累了一些财富的英雄，而不知社会已经变迁和进步。

    

    我当然不是在鼓吹企业家应该变成道德家，而仅仅是想强调—做一个职业要有职业道德，做一个企业要有企业道德。社会和你自己通常有三个标杆来判断你的行为：一个是法律的，这是最低的标准；一个是道德的，这是最基本的标准，但高于法律的约束；一个是理念上的，这是最高的。我们不必每个人都要做圣人，做慈善事业。但做企业家都要有起码的道德标准：敬业、守信、富有责任心。因为敬业是工作质量最基本的保证，守信是保持长期交往的最低准则，责任心是企业家最基本的素质。

    

    曾有一段时间，国内展开过一个关于“中国企业家为什么短命”的热烈讨论。我也曾参与其中，并提出我的看法。现在我更加认为许多短命的企业家是为了现在，而毁了未来。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失去了更为宝贵的无形资产：做人、做企业的信誉。这样的企业可以利用一些手段创造一个“三年奇迹”—— 短时间的轰轰烈烈，却无法长久生存下来，无法创造“三十年辉煌”。因为他们不知道能够让企业长久的不是有形的财产，而是无形的信誉。有形的财产终究会因贬值而消失，无形的信誉却能帮助你在身无分文时重新开始。在一个道德稀缺的社会里，道德因为稀缺而有价值。在一个已有基本规范的社会里，道德成为做企业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有价值。道德不仅值钱，而且值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