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与交织：小说意象的“过去时”与“现在时”

——读高鸿短篇小说《麦子地》

杨焕亭

在赏析高鸿短篇小说《麦子地》（《西安晚报》副刊2020年4月25日）之前，我想先说说高鸿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印象。如果说，高鸿的长篇小说始终保持着他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风格，那么，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他的写作实践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题材上的多元化选择，表现手法上的多样化探索，叙事结构上的多角度展示，从而形成了具有他个人特性的写作风格。例如他的《关于一起谋杀案的几种叙述方式》（《延河》2011年第7期），虽然其文本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甚至叙事特征有着明显的“写实”色彩，然而，却是以引入“结构主义”的姿态切入生活的。作品围绕被告人林华涉嫌“故意杀人”这一案件，在“共时态”的叙事平台上，借助于主人公王斌的追忆、旁观者的议论、嫌疑人林华的反思、辩护律师的叙述、王斌母亲，林华婆婆的心灵絮语等，展开关于案情不同角度的分析，对人物行为迥然各异的价值判断，对情感真伪和审美疲劳的不同诠释，从而结构出故事的完整形态。而《麦子地》则以一种“意象现实主义”的视角去结构故事，展开叙事。从而表现出作家不愿意重复自己、求新求异的精神品格。

英国作家刘易斯说：“同诗人一样，小说家也运用意象来达到不同程度的效果，比方说，编一个生动的故事，加快故事的情节，象征性地表达主题，或者揭示一种心理状态。”《麦子地》所叙述的正是丈夫入狱后单身母亲在儿子心目中虚构起一个偶像式父亲形象的故事。在她的口述描绘下，父亲不仅是一个“在见义勇为中牺牲”的伟大警察，而且在别人生命危急关头，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和抉择。因此，主人公作为荣耀和骄傲多次在同学面前重复那些经过母亲编排的情结和细节，“每一次都讲得很认真，有那么几次，都流泪了。”而这正是母亲试图给予儿子一个健康的心灵和人格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实践。问题在于，这种基于虚构的叙说常常因为失去身边人的信任而使儿子“蒙辱”。于是，母亲不得不为儿子寻找足以支撑父亲人格的文化基因，从而去堵塞自己叙述过程中的漏洞，也为自己在儿子心目中塑造父亲形象提供环境上的合理性。“麦子地”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文学意象成为作家结构故事的一条重要枢纽，外化出人物命运起伏和心理状态的曲折寰转。

在小说的前半部，作家借助于母亲的讲述赋予了“麦子地”以丰富的内涵，它处于起伏迤逦的黄土高原，“那里有一条原，叫北原”，它是“父亲”生命的诞生地，培育了作为“伟大警察”的父亲以宽厚、朴实的性格；“原上的长的都是麦子，金黄，金黄，一望无际”，它给予了为“救人而牺牲”的父亲金子般阳光的“心灵”；“那里住着许多人，父亲的家就在那里”，它象征着父亲作为曾经的“生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母亲的罗织而铺垫起主人公心目中父亲男人的伟岸，英雄的崇高，精神的纯美。在母亲的深层心理世界中，它既是父亲生命的源头，又是父亲品格的象征，更是父亲行为动因的诠释。在作家的笔下，它正是故事矛盾交织的枢纽。首先，从空间说，这里说“麦子地”被打上浓重的主体烙印，它完全是母亲想象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模糊性”，不仅在地图上找不见，而且母亲也从来没有“回去过”；对其家人也是不甚了了，含糊其辞，吞吞吐吐。其次，在从时间说，它是一个“过去时”的范畴，是一种过往和“曾在”，只是以“记忆”的范式被当成叙事要素。作家这里之所以精心营构本体与与喻体、“虚构”与“真实”、“形象”与“意象”之间的错位与冲突，正是为了给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审美空间和情节悬念。

“麦子地”从“过去时”转为“现在时”，从“虚构”转为真实，是从主人公得知父亲是“杀人犯”，从而对母亲的描绘产生怀疑，并且强烈要求与母亲一起去寻找这方“高原”时开始的，但这种转换并不是“跌岩”式的断层，而是始终交织着“历史”与“现实”的黏连和撞击。这是一场母亲虚拟世界崩溃的旅程，面对三轮车夫的询问，“母亲看着我，一脸茫然”，在两个北原去向的选择中陷入尴尬，从而不得不在儿子面前承认“那也不过是你爸随口说的，或许根本不存在。”这是主人公心灵深处偶像世界坍塌的旅程，不仅因为他发现“母亲平时做事，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可是在这件事情上她却表现得拖泥带水，吞吞吐吐”；更因为当他在两位老人面前认亲时，老人感到一片茫然，而母亲“一边点头，一边讪讪地笑着。”这更是主人公重构偶像崇拜的历程。不仅在于他当时确实在老人家中看到一张被认为是“父亲”的警察照片，更因为北原寻亲不久，他终于明白父亲的确是一个杀人犯。而照片上的警察也根本不是自己的“父亲”。作品结尾，母亲意味深长地对父亲说：“如果你真想忏悔，去北原吧！那里有一对孤寡老人，他们的儿子是警察，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你去做他们的儿子吧。三年后，儿子如果考上大学，会去麦子地找你的。”这一句点睛之笔，标示着“麦子地”闪烁的意象光彩，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作家笔下饱含的人文温度，蕴含的哲学高度和邃密的思想深度，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远远地超越了它自身的存在。“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从叙事本体说，它是父亲新生的始点，精神的皈依，灵魂的栖息地；从审美价值说，它是主人公苦苦追寻的文化坐标，他所寻找的“高原”，正是对于人的本质存在和本质力量的美学肯定，塑造起包括老人和他的儿子在内的民族精神形象。这一切都不难触摸到作家高鸿探索人性奥秘，追寻道德高塔，重构偶像主体的文学初心。

2020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