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的艺术追求
——读高鸿的长篇小说《血色高原》
冯积岐

在陕西的青年作家中,高鸿的创作是以长篇小说见长的。尽管,高鸿已经在国内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就其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而言,高鸿的长篇小说使人眼目一亮。高鸿在长篇小说中灌注了自己对小说美学的追求,对人生、人性和社会生活独到的理解。他用长篇小说赢得了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的青睐,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
《血色高原》是以“我”的视点进行切入的。国内外不少小说家也都采用过这样的切入点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感人的艺术效果。和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切入点相比,用“我”的视点切入,无疑是对作家艺术功力的考验。高鸿聚焦“我”的目光来着力塑造母亲、外公、外婆、奶奶这些人物,要展示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文化心理,比用“他”的视觉切入困难得多,可是,高鸿却能做到自如顺畅,俯仰由他,这完全得力于高鸿对他笔下的人物烂熟于心,了如指掌,使“我”融入到了人物之中,不仅仅构成了一种伦理关系,而且成为居住在人物心中,了解人物喜怒哀乐的探视者。同时,也得力于高鸿对各种艺术手段的灵活运用。高鸿在叙述过程中及时地、恰如其分地转换人物视觉,不致于使人物囿于“我”这个视觉的窄狭范围内。在故事推进到需要时,高鸿就悄然地由“我”转换为“他”,用全知全能的角度对人物进行概括叙述,对时代外貌时代特征进行精细描写,对婚、丧、嫁、娶等等具有文化特征的民风民俗进行全面拍摄。用“我”来写奶奶,写母亲,写爷爷和外公等等许多人物,有一个难题就是:无法窥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高鸿在《血色高原》中除了运用动作描写,对话描写,环境陪衬等等传统的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以外,他还小心谨慎地运用了西方作家惯用的心理分析、暗示、隐喻等手法来剖析人物,使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这是高鸿长篇小说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
我说过,中国作家逃不脱史诗和传奇的宿命。史诗和传奇并非是所有中国作家的自觉追求。中国作家的目光之所以盯住史诗和传奇不放,原因是很多的,我不必在此探讨。我是说,高鸿的《血色高原》也可以归入这条路子。当然,能达到史诗的高度,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血色高原》追求史诗性的目的是明确的,作品的进行时长达半个世纪多,时间跨度长。高鸿笔下的主要人物具有传奇色彩,形象比较丰满,有血有肉,是活生生的“这一个”。特别是结尾,母亲很屈辱地委身于给她一生造成灾难的三蛮也没能救下二哥,当母亲杀死三蛮时,不只是血溅高原,血腥之气弥漫母亲一生,我强烈地感受到的是具有史诗意味的悲剧氛围,悲剧色彩。当然,我不能妄说《血色高原》就是史诗,我欣赏的是高鸿的这种追求。
在《血色高原》中,我所理解的“母亲”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物形象,更是一个象征。如果说母亲象征大地,共和国的大地为什么会苦难不断,喋血黄昏呢?这是值得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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