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巴基斯坦人

　　如果你问我，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对中国人最友好？我告诉你，是巴基斯坦人。这当然与政府的舆论导向是分不开的，无论持有哪种政治观点的人执政，对中国的友好，都是一成不变的。对这点，我深有体会。

　　我认识的第一个巴基斯坦人叫阿拉夏。二十多岁，身高将近一米八，长得很英俊。

　　阿拉夏一见到中国，就亲热地打招呼，上前攀谈：“我，巴基斯坦爸爸，中国妈妈！”

　　他的父亲是学医的，曾经到中国留学。上学时和一位中国籍的女同学相爱，生下了他。毕业后把他带回了巴基斯坦，他的妈妈却没有跟着回去。他很想找到他的妈妈。

　　有的工友就拿他开涮：“我们，都是你妈妈的兄弟。在中国，妈妈的兄弟，叫舅舅。所以，我们都是你的舅舅。”从此以后，他见了我们，就打着招呼，亲热地叫着：“舅舅！舅舅！”

　　一年以后，阿拉夏在当地找了个寡妇，开始了同居的生活。他最好的朋友马由，对他的行为感到不齿，开始疏远他。实际上，这种外籍劳工找寡妇同居的情况，在当地很普遍。从此，阿拉夏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付落寂寡欢的表情。见了我们，也是一付木木的表情。

　　马由是个工厂主的儿子，剃了个宝盖儿头，一脸浓密的胡茬。阿拉夏的技术都是他教出来的。他到伊拉克来，纯粹是抱着玩儿的心态，并不在乎赚多少钱。抽烟、喝酒、赌钱是他的最爱。除了不近女色，这家伙几乎是五毒惧全。比较正统的巴基斯坦人都不愿接近他。

　　有时，我们有人唱起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小偷之歌》。马由听到后，马上开唱，载歌载舞，不亚于《流浪者》中的原版歌手。正统的巴基斯坦人听到后，摇头摆手，说这不是好歌，不要我们唱。

　　马由还是个喜欢搞恶的人，他还把“魔手”伸进了我们的娱乐生活。

　　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项目组的领导，派人到巴格达的跳蚤市场买了一台旧的录像机，通过经参处和其他的技术组，搞来了不少的港台电影的影带，每晚都放上那么两三部。

　　吃过饭后，除了打牌或出去闲逛的人，大家都到食堂占个坐位看录像。

　　这里顺便提一句，当时战争的气氛很浓，每座公路的立交桥上都有宪兵站岗。记得有个只有二十多人的技术组，有位年纪比较大的炊事员给大家做饭。这位炊事员喜欢早锻炼，就是跑步这种低成本的锻炼。有一天早晨起来，大家看到没有人给做早点，炊事员也不见了踪影。一番寻找，发现他被宪兵打死在荒郊野外。于是领导严令我们在晚上外出。

　　一九八四年恰好赶上世界大学生迪斯科大赛，所以成了优先的节目。看完大赛后，再放录像。

　　有一天，马由不知从那里找来了两盘录像带，交给了后勤管理员，说是非常“good”的节目。管理员打开录像机后，通常是该干吗就干吗去，很少坐在旁边观看的，当录像机出现故障时，才会有人去叫他。

　　马由立刻窜到各栋工棚，上蹿下跳地砸门，让大家去看录像。那天我和同屋的小黄睡得比较早，听到敲门声也没理会。不料第二天起来，就听到一些同事眉飞色舞地讲述昨晚的录像情节。据说全技术组的人，当天就都知道了这件事，甚至传到了大使馆经参处。

　　晚饭后，大家集合杂食堂，老板黑着脸给大家训话。最后宣布，把管理员撤职，罚款，并准备遣送回国。最后一条还要看经参处和组里的意见。罚款的额度，相当于管理员三个月的在外工资。如果真的被遣送回国，飞机票钱也要自己套腰包的。那管理员本来是个很随和的人，大家对他的口碑都不错。他听了处理决定后，心里这个郁闷，当晚就胃出血，被送进了医院。由于病情严重，需要大量地输血。

　　在国外，血液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老板立即进行动员，号召与管理员血型相同的人献血。从中挑出了六个最强壮的人，准备一个人献出两百毫升的血液来。没想到，根据国际医学惯例，只要针头插进了血管，不到四百毫升是不会拔出来的。最终给管理员输了将近三千毫升的血，总算把病情给稳定住了。那六个献血的人，被好吃好喝地养了一个月。吃的那个王八，我在国内就没见过那么大个儿的。

　　在国外的生活很单调，一点小事也会被大家谈论个不停。有位司机也曾在当地医院里做过阑尾手术。备皮的时候，可能是由于紧张，他那玩意儿缩的很小。几个伊拉克护士看了，掩口窃笑，在一旁窃窃私语，手里面还比划着大小。真是少见多怪，不知道中国人能屈能伸吗。

　　如果有人知道阿拉夏的母亲的消息，请告诉我，给此篇一个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