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因为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水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唐朝诗人李白在此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因此武汉自古又称“江城”。
　　2009年3月14日到17日，我在武汉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和感染者类别换届选举方案会议。在前往武汉的飞机上，我对独立专家蔡定剑教授主笔起草设计的选举方案反复认真阅读，认为其设计方案或许不很适合艾滋病草根社区的实际状况，但是苦苦思考却想不出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所以也就只能在会议现场看情形伺机而动了。

　　坦率地说，我深知此行的利害得失，而如何在各部类诉求中求同存异，修正并通过选举方案，是我此行的目的。看到专家提供的选举规则建议稿中第36条非政府组织（NGO）类别内预设了17个席位，加之会前很多信息表明，如何分配这些名额势必牵扯到各个部类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大会能否讨论通过修正后的整体选举方案的关键所在。

　　会场外的楼道里，墙壁上贴满了各种诉求的修正案提案，主要是各个部类要求增加本部类席位的议案，不少提案人站在提案展示台前争取与会代表的签名支持，可以说所有的提案都是正当且合理的。我倘佯在如同集贸市场般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楼道里，细细体味着中国式草根政治。

　　在整个提案讨论过程中，提案人都在为各自部类的席位争取名额，这本来是正当和无可厚非的。但是，博弈是一种胆识，是一种魄力，理应成为智慧的体现，同时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如果提案人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和更宽阔的视角来统筹考虑选举方案，以最大限度满足各个部类的需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联名提案，反而看到各个类别都是在各自为战，个别人甚至打着维护社区利益的大旗为幌子，不顾其它更加脆弱的部类利益来抢夺极其有限的名额，其赤裸裸的叫嚣全然不顾了颜面，更掩饰不住其长袍马褂下藏着的那个“小”字了，把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演绎得淋漓尽致。

　　作为来自同志社区的一名老同志，我完全可以为同志部类要求增加名额的诉求提供支持并投上一票，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始终认为数量不代表质量，我们理应在如何选出一个真正能够体现社区意志的代表才是最重要的，况且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艾滋病患者，后者这个身份让我与很多像吸毒组织、妇女组织、性工作者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组织等更加脆弱的类别有了更多的情感交流和紧密联系，而这些更加脆弱的类别理应占据他们应有的席位，而我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因为我是来自同志社区就必然要帮助同志部类争夺太多的席位，这样做对其它组织类别很显然是不公平的，对同志社区自身的团结与发展也是不利的。

　　武汉会议之后，有那么几个人就开始在网上大叫大骂了，把我这个极其普通的艾滋病患者冠以“大哥、大佬、大腕”并指名道姓叫骂我操控并“出卖了社区利益”。那位亲爱的同志朋友，我只是没有满足你一个同志类别强占席位的诉求，换而言之，我只是没有满足你做梦都想着不惜一切代价、通过挤占其它部类极其有限名额的办法来为你走向辉煌铺平道路的诉求，因为我懂得艾滋病防治绝不是同志类别一家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加广泛的合作才有可能在艾滋病防治领域有所作为，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而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怎么能说我操控并出卖了整个社区的利益呢？

　　武汉会议，与会代表最终否决了所有要求增加席位的提案，这个结局看起来有点残酷，甚至让人感到悲哀。事实上，我从来不认为这个结局是社区真实意志的体现，而是一种愤怒和无奈的选择！也是每一个提案人必须要面对和接受的残酷现实！

　　我还是那句话：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想法不是天真幼稚就是别有用心。试想一下，如果所有处在弱势地位的草根组织真正团结起来，争夺的就不应该是被冠以非政府类别里面各个小类别的席位了，而是应该联合起来，要求国家协调委员会修改章程，在国家协调委员会22个席位中增加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席位，或者说应当要求国家协调委员会以艾滋病、结核、疟疾三种疾病防治需求为基础，增加与这三种疾病紧密关联的各类组织部类席位，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非政府草根组织在更高更大的层面和平台上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最终实现中国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平衡发展、协同前进，真正达到有效的防治。

　　当然，我们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前行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反思。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草根组织只有摒弃前嫌，求同存异，精诚合作，才是真正站在社区利益角度考虑问题，才有可能给更多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带来福祉。